一、  前言

           歷史地理學究竟屬於歷史學範疇或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學術界長期以來言人人殊，並未定於至當歸一之說；史學工作者視歷史地理學為史學研究的基礎，地理學者則視歷史地理學為地理學的一個分支。由於歷史地理學涉及歷史學與地理學兩個範疇，相關論著亦多從此處著手進行討論；惟在中國傳統學術分類中，地理學向來附麗於史學之下，因此，所謂歷史地理其實只是沿革地理；而不論歷史地理或沿革地理，在傳統史學的分類中，皆係歸屬於歷史的門類之下[1]。今天我們當然不能以傳統中國學術分類的方式進行討論，因為在傳統中國學術分類中，地理向來歸屬於經史子集中的史部，歷史地理學方面的著作自然在史部書中。地理學之為一獨立學門，是中國教育設立新式學校後，以西方學術科系劃分方式移植到中國的。

           地理學之為一獨立學門，乃西方學術輸入中國以後所發展者，其形成約在二十世紀的前二十年之間，其中張相文、丁文江、翁文灝、竺可楨是主要的奠基者[2]。

           一門學科的建立，必須具備相關的學術條件，一部分係倚靠典範的建立[3]，一部分是相關的理論架構，以近代中國地理學的形成而言，下列三個因素是其中的重要關鍵：(一)具備一套學術界所普遍接受的基本學科概念體系和研究方法；(二)具有培養本學科專業人才的高等教育條件；(三)學科本身形成一種社會性的職業領域[4]。中國近代地理學形成的過程，與西方十九世紀新地理學發展初期的情形類似，即地理學與地質學等自然科學的關係頗為密切，尤其是自然地理學部分，在早期有許多方面與地質學合而為一，丁文江與翁文灝的研究即其中之典型代表[5]。以中國現代學術的建立過程而言，各學門的成立，主要仍奠基於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

           中國近代教育制度濫觴於京師同文館，其後有上海廣方言館、廣東同文館、湖北自強學堂等[6]；1899(光緒24)年，京師大學堂開辦，為中國高等教育之肇始，京師大學堂其後改制為北京大學，各種現代學科方始分門別類[7]。依據《大清教育法令新編》的課程內容，計分八科，即經學科、政法科、文學科、醫科、格致科、農科、工科、商科[8]；其中文學科分九門，包括中國史學門、萬國文學門、中外地理學門、中國文學門、英國文學門、法國文學門、俄國文學門、德國文學門、日本文學門、滿蒙文學門[9]；這裡的科有類其後大學之學院，門則有類學系。

           清末民初，雖然中國高等教育尚無獨立的地理專業，但許多學校均開設地理課，將輿地之學作為基礎課程。京師大學堂在速成科(相當於後來的大學本科)師範館設有歷史地理部，並在預備科的商務學科中設有商業地理目；同時，地理學亦為當時京師大學堂入學考試的內容之一。1902(光緒28)年京師大學堂首批正式招生考試科目共八門，其中即有“中外地理學”一門；當時的輿地題實際上就是近代科學地理學之內容。在京師大學堂之後建立的許多大學院校，均設有沿革地理或外國地理等課程，而此時期的大學地理教育，多採史地通學的傳統方式，部分學校則受西方新地理學的影響，在地質學系附設地理課程[10]。而將地理學附麗於地質學的代表性人物則為丁文江與翁文灝，兩位學者均於1912年自國外學成歸國，先後同任職於工商部地質科、地質調查所、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學地質系；1928年翁文灝並於新設的清華大學地質系地理組講授中國地理等課程[11]。兩人與曾世英合作編繪《中華民國新地圖》和《中國分省新圖》，風行多年[12]。

           由上述的分科別門，略可了解此時的地理學已經脫離史學而獨立；但中國高等教育的第一個地理學系，卻要遲至1920年始由竺可楨創立。

           1920年由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改制的東南大學(1927年改制為中央大學，即今中國大陸南京大學的前身)設立地學系[13]，首任系主任為竺可楨，下設地理、氣象、地質、礦物四個專業，乃中國高等教育成立地理學系之肇始[14]。繼東南大學之後，北京師範大學、中山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西北大學、東北大學、蘭州大學、金陵女子大學、四川大學等校，紛紛開設地理學系[15]。

           由於現代學術分類的地理學獨立於歷史學之外，使得傳統中國學術的經史子集分類因而遭受到破壞，故而歷史地理學究竟屬於歷史學門或地理學門的一個分支，便有了討論空間。

           而在歷史地理方面，1921年創刊的《史地學報》和1934年創刊的《禹貢》半月刊，將傳統的沿革地理逐漸向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方向轉化[16]，而《禹貢》半月刊的英文譯名即為《中國歷史地理學》(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此刊物為歷史地理學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初階的基礎。

           在上述學術背景下，地理學既已獨立，歷史地理學是否亦隨之劃歸地理學，而與史學脫離臍帶關係，是一個饒富趣味的論題。

二、  移植自西方的歷史地理學定義

           地理學之為一獨立學門，係自西方移植而來，歷史地理學觀念亦復如此，所以在進行檢討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的興起之先，有必要對西方歷史地理學的定義做一梳理。

           歷史地理學的範圍極廣，各家說法亦是言人人殊，極難加以明確的定義；部分歷史地理學研究工作者，在實際的研究工作之外，極少論及這門學科的定義。

           西方學者大體視歷史地理學為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其內容為研究歷史時期的地理及其演變；美國地理學家 A. H. Clark認為歷史地理學乃係過往之地理，亦即凡研究時間過程中之地理變遷，即為歷史地理學[17]；英國地理學家Michael Pacion認為歷史地理學包含下列涵意：1.昔日之地理，2.地貌的改變，3.現在之過往，4.地理的歷史[18]；因此Michael Pacion基本上也是將歷史地理學視為地理學之一分支；因此，就西方歷史地理學的門類而言，其與地理學的關係反較歷史學為近。

           日本學者對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興趣甚高，有關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論著亦夥[19]，而對歷史地理學的定義，大抵亦將歷史地理學視為地理學的一個分支，與歐美學者所論相類；如任教於筑波大學歷史暨人類學系的菊地利夫《歷史地理學方法論》中即認為歷史地理學是研究以往地理的學門，從菊地利夫的討論來看，日本的歷史地理學，亦有走向獨立學門的趨勢，而其內容包涵愈來愈廣[20]；但無論如何，其歸屬於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則無疑義。

           前蘇聯的學者們對歷史地理學的定義頗為分歧，基本上有兩種觀點，一類將此一學門置於歷史學，一類視之為地理學的一個分支，較具綜合性的意見是別斯克羅夫所提出的觀點，他將歷史學者和地理學者的研究加以畫分，認為地理學家的任務主要地是研究歷史自然地理(自然環境及其在人類活動作用下的變化)和地理發現的歷史；而歷史學家的任務主要是研究歷史人口地理、歷史經濟地理、歷史政治地理和歷史文化地理[21]。這樣的解釋方式，或許可以泯除歷史地理學究係誰屬的學科爭議，在研究的內容上，歷史學者與地理學者亦可獲得恰當的分工。

三、  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源流

           除移植自西方的歷史地理學理論之外，有關歷史地理學的源流，傳統中國學術亦有其獨特的脈絡可循。

           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源流，大體可以從下列類別加以討論：(一)先秦典籍中的歷史地理學，(二)地理志與方志，(三)地理專著，(四)地圖，(五)遊記；這些類別並非嚴格的定義，間或內容亦難免雜沓，有些則僅係部分屬歷史地理學，其間錯綜複雜的堆疊情形尚有待釐清。

(一)先秦典籍中的歷史地理學

           《尚書．禹貢》是中國古代典籍中，較為一般學者所承認的最早地理學著作，雖然有關〈禹貢〉成書的年代亦莫衷一是，其中比較受學術界重視的說法有二：其一是顧頡剛主張的西元前3世紀說；其二為王成祖提出的西元前5世紀說。顧頡剛在〈禹貢(全文注釋)〉中認為「作者的知識僅限于公元前280年以前七國所達到的疆域」，且受其他許多條件的限制，因此主張「它是公元前第三世紀前期的作品」[22]；王成祖基本上認為〈禹貢〉是孔子所編寫的，大約是公元前500年前後[23]；其內容係偽託大禹時代的地理現象，此類偽託的現象，大抵為學者所共同承認，因而〈禹貢〉所代表的地理實際應為春秋時代亦無庸置疑，但其中多少亦羼雜了一些戰國時代與古代的地理現象；就一般學者的研究論析，《尚書．禹貢》所記載的古代地理，其內容虛實參半，部分亦有神話性資料和假設性成分，但整體的可信度較《山海經》為高。

           〈禹貢〉對中國地理學的影響是相當巨大的，主要可從三方面加以討論：其一，九州區劃的流傳：〈禹貢〉以後繼續出現的幾種作品均提出各自的九州區劃，如《周官．職方》、《爾雅．釋地》等，其州名多數沿襲〈禹貢〉的原名、部位和界線；其二，山川方位與脈絡的討論：〈禹貢〉在論述山川方位源流方面較《山海經》平實，所言水道今仍可考，奠立了中國地理觀念的基礎；其三，各地物產分布的記載：〈禹貢〉對各地物產分布的記載，使研究古代地理有材料的依據；其四，土地分等的觀念：〈禹貢〉對各地土壤性質及貢賦有所記載，雖然其中可能羼雜了作者的理想，所據事實大抵亦較為模糊；其五，虛假和錯誤觀念的流傳：如關於濟水源流的潛流觀念，引起〈五藏山經〉和《漢書．地理志》將潛流作用移到黃河的上游，加上《水經注》的繼續宣傳，影響更為深遠，這方面的錯誤觀念亟待今日之地理學加以導正；其六，大禹治水的傳說：〈禹貢〉偽託夏禹治水的故事，成為其後相關著作託古的樣本[24]。

           先秦典籍中另一本廣為歷史地理學界所討論的是〈五藏山經〉，係《山海經》中最早的一篇，顧頡剛和王庸甚至認為此篇的成書可能較《尚書．禹貢》為早[25]；所謂“五藏”係指東南西北中五個方位，其中〈南山經〉和〈北山經〉各分為三列，〈西山經〉和〈東山經〉各分為四列，〈中山經〉則多達十二列，每一篇〈山經〉在依次列舉若干山名的同時，並說明前後兩山之間的走向和相距里數，可說是一本以山脈為討論中心的地理書。

           〈五藏山經〉對山的面貌和作用，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對後世的歷史地理學有相當大的影響，舉其大者如次：其一，企圖使〈禹貢〉簡單列舉山名的行列更顯得形態逼真；其二，擴大〈禹貢〉所述導水之諸山，其大小水道發源地的作用；其三，虛構所有山上礦產草木鳥獸等情況，以及少數山上的神怪；其四，以登高望遠的宏觀角度，連繫許多泊澤，或本不在行列中的山；其五，將〈禹貢〉濟水虛構的潛流觀念移植到黃河的上源；這些觀念都是〈五藏山經〉對歷史地理學的重大影響[26]；惟將〈五藏山經〉與〈禹貢〉相比較時，很容易發現〈五藏山經〉增加了許多荒誕不經的神話與傳說。

           不僅〈五藏山經〉包含許多神話傳說，〈五藏山經〉成書之後，在戰國末年到秦漢之間的過渡期，另外的十三篇文字被結合成《山海經》，包括〈海外四經〉、〈海內四經〉、〈大荒四經〉等，率皆屬〈五藏山經〉所敘述的各種怪異之仿造，特別是捏造各種怪人以及神話傳說，因此，整部《山海經》在學術研究上，可能對古代神話的意義大於歷史地理學[27]。

           除了〈禹貢〉和〈五藏山經〉之外，先秦典籍中尚有許多與歷史地理學相關的著作，如《管子》中的〈地數〉、〈地員〉、〈度地〉諸篇，均為地理學之著作，《爾雅．釋地》、《呂氏春秋．有始覽》、《周禮．職官》等，皆多與地理有關之材料[28]；而這些相關材料在當時固為地理，以今日眼光來看，均為歷史地理學淵源之所從來。

(二)地理志與方志

           所謂地理志與方志可分為兩方面來談，其一為正史中的地理志，另外則是一般的方志。

           正史中除了《三國志》等少數例外，多少都有與地理相關的篇章，依據王成祖的說法，約略可分為五大主流：其一，《史記．河渠書》(後代改稱為《河渠志》)所開創的水文系統，兼顧興修水利和治理水害；其二，由《漢書．地理志》創立的系統，記述各級行政中心的部位和有關地理情況；其三，《漢書．五行志》奠基的災異與陰陽五行相生相剋等觀念，使得〈五行志〉經常記載諸如水旱霜雹、日食月食、地震山崩、隕石蟲害等異常的資料，可以做為研究歷史地理學的參考；其四，《史記》的〈平準書〉和〈貨殖列傳〉，《漢書》改為〈食貨志〉，主要是有關經濟的記載，因而帶有不少經濟地理的資料；其五，列傳中關於新開拓的邊疆或綜合性的〈四夷傳〉，或個別少數民族專傳，以及偶而涉及的外國情況，都是歷史地理學的材料[29]。

           《史記．河渠書》是正史中的第一篇地理記載，其內容主要是興修水利與防治水害，司馬遷自言〈河渠書〉係因悲〈瓠子歌〉而作，據阮芝生的研究指出：元光三年(132 B. C.)黃河決於瓠子，司馬遷因有感於黃河的為利與為害而作〈河渠書〉，其中含有“天人之際”的寓意在[30]。

           《漢書．地理志》是文獻材料中真正的首篇歷史地理學著作，因該篇所記非止於漢代之地理，亦述及先代之地理，可視為班固著作時的一部完整歷史地理學著作[31]。自《漢書．地理志》以後，大部分正史〈地理志〉基本上均承襲其體例。而在諸正史中，有關歷史地理學記載，較重要的是《新唐書．西域傳》與《新唐書．吐蕃傳》關於黃河源的發現，以及《宋史．河渠書》對治理黃河的記載[32]。

           在方志部分，根據陳正祥的研究認為，中國方志的起源甚早，古書中的經、記、注、圖經、地記、輿地志和地理書等，均可視為方志的起源；惟目前所存唐以前的地方志無多，僅得東漢會稽人袁康的《越絕書》和晉代常璩所撰的《華陽國志》[33]。

           就方志的種類而言，其規模和編纂水準頗不相同，有以全國為編纂對象的一統志，如《大明一統志》、《大清一統志》，以及較早如唐代的《元和郡縣志》和《元豐九域志》等；有以省區為編纂對象的如《浙江通志》、《福建通志》等。據陳正祥的統計，中國的29個舊省區中，已有23省修有通志；再次是府、州、廳、縣志，到清末為止，包括臺灣，全中國共有216府，其中210府已修有府志，80個直隸州，其中74州修有州志[34]；此外，在縣廳之下，還有以鄉鎮為對象的鄉鎮志，以村為對象的村志等[35]。

           由於方志保存了相當多的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資料，乃中國歷史地理學淵源中極豐富的資產。

(三)地理專著

           中國的地理學專著大部分與水文地理有關，可能是承續了〈禹貢〉以來的地理學傳統，《史記．河渠書》對水利與水害的論析或亦有其一定的影響，其中最著名的是酈道元《水經注》。

           《水經注》在體例上說是一部說明水道源流的專著，上承此前之各種地理著作，可以說是一部集合歷史地理、水文與文學的作品；正由於它的多樣性，使得歷來的研究工作者能各取所需，相關研究亦居各歷史地理學著作之冠。《水經注》的作者酈道元生於南北朝時期的北朝世族，出生年代無考，約在北魏文成武帝太安元年(490)左右，卒於北魏孝明帝太昌8年(527)，《水經注》的內容主要是各水道的分布情形，其中北方水道因酈道元能親自勘察，錯誤較少，南方水道因為南北對峙之局，考察多所不便，且因開發較慢，各類文獻亦少，在資料上遠不如北方水道。

           《水經注》編寫的方式，係以許多水道的主幹或大支流為若干主題，主題之下的大小不同段落，都有一句或幾句綱領性的說明做為《經》，隨後詳細引用有關資料加以說明做為《注》。《注》文的部分歷來公認是酈道元的貢獻，其內容大致都是旁徵博引前人的各種記述，間或酈道元亦夾敘其個人見解，表示贊許或補充說明，惟《經》的來源則莫衷一是，舊說桑欽著《水經》，郭璞、酈道元作注，近來的研究則傾向經、注皆酈道元所作[36]。

           歷來研究歷史地理學的學者對於《水經注》皆極為推崇，原因約有下列數端：其一，就《水經》中所列包括黃河、長江在內的137條水道為幹流，逐條之後補充其支流，共補充了1252條水道，累計達到1389條水道；其二，在記注每一條水道時均一一窮原竟委，且將各水所經之地的地理情況、歷史陳跡、人物軼事、神話故事，儘可能地加以描述，成為集地理、歷史與文學的綜合性著作，提供了許多經濟、人文、自然地理的資料；其三，獨創以水道為綱的地理著作格式，此與〈五藏山經〉以山脈為主體，《漢書．地理志》以漢郡為中心的方式皆有所不同；其四，繁徵博引了以地理為主的古籍437種以及漢魏碑刻，原書多已散失，卻因《水經注》而得流傳[37]。

           地理專著方面的著作甚多，有論釋先秦地理典籍者，亦有各自撰著之作，在論釋古籍方面，如南宋論釋〈禹貢〉的三家：程大昌的《禹貢論》、毛晃《禹貢指南》、傅寅《禹貢說斷》；在個人著作方面，如北宋單鍔的《吳中水利書》、南宋《吳郡志．水利》篇、明代潘季馴《河防一覽》等，均其要者。

           此外，《三通》中亦有不少地理專篇，如杜佑《通典》的〈州郡〉、〈邊防〉二篇，鄭樵《通志》的〈地理略〉、〈都邑略〉、〈四夷傳〉，馬端臨《文獻通考》的〈輿地考〉、〈四裔考〉等，均為地理專著之另一類型[38]。

           比較特殊的是元末汪大淵的《島夷志略》，此書為中國古代少見的海外地理著作，作者汪大淵曾兩度參加前往東西洋各港口貿易的海舶遊歷，內容兼具目睹耳聞的價值。元代另有周達觀所撰《真臘風土記》，亦為海外地理之著作，惟僅限於一國[39]。

           清代地理專著較重要者為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與《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為顧炎武歷覽廿一史及天下郡國志書各家文集，間及奏章文冊之類，整理而作此書，對各地民生、物產、田賦、水利、漁鹽諸事，皆詳言之，是經濟地理的重要材料；《肇域志》的內容則是山川的沿革變遷；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向為世所重，主要是歷代輿圖與州域形式的討論，對山川險隘、攻守形勢，皆有所論列，可以說是軍事地理的重要資料[40]。

           上述專著為歷史地理學之重要淵源殆無庸多言，這些專著豐富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內容，亦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四)地圖

           地理學除了文字記載之外，地圖亦為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史上記載漢高祖入咸陽，蕭何得秦圖籍《三輔黃圖》，此即秦之地圖；其後漢封諸侯王，其圖當有所修訂，而諸侯王亦有例上奏輿地圖，此即官方的輿圖。自漢代以後，歷代皆有掌圖籍之官，如漢代時御史中丞掌蘭臺秘書圖籍，隋有職方侍郎，唐亦有職方掌地圖，因此，這類地圖便成為中國地圖史的中心，王庸教授認為這類地圖並非出自專家之手，不免有欠精確[41]，但在其中亦有部分學者對地圖加以研究改進，這些學者包括裴秀、賈耽與朱思本，王庸教授並將中國的地圖史分為三個階段，以裴秀、賈耽與朱思本三人為劃分的基準，晉裴秀以前為上古期，由原始狀態進步至裴秀集古來製圖經驗之大成，地圖之學始有理論之準繩；自裴秀以後，地圖與地志迭為進退，方法上則多因襲而少創新，為中國地圖史上的中古時期；王庸又以上述三位地圖製作家將中古時期劃為三個分期，自晉代裴秀至唐代賈耽為一期，自賈耽到元代朱思本為一期，自朱思本迄清初為另一期；中國地圖的編繪至明末清初之際有了比較大的改變，主要是利瑪竇(R. Micci)《坤輿萬國全圖》的編繪，以及康熙間東來的傳教士之測繪中國地圖，於是地圖之學為之大變[42]。

           在中國地圖的演變過程中，較具代表性者為下列諸圖：1.漢代張衡曾繪有《地形圖》，其圖失傳，究係一全國地形總圖或表示地形之特種地圖不得而知，就一般考察所得，可能含有藝術性質；2.裴秀的《禹貢地域圖》，惟其圖亦不傳，《晉書．裴秀傳》保存了他的〈禹貢地域圖序〉，對其製圖法有所說明，是中國地圖史上相當重要的一篇材料；3.唐代賈耽的《海內華夷圖》和《隴右山南圖》，賈耽特別注重四夷地理，《隴右山南圖》與《海內華夷圖》即其代表作，他在《海內華夷圖》中以朱墨分注古今地名，可能是後世沿革圖用朱墨對照古今地理之濫觴；《海內華夷圖》已亡失，惟《海內華夷圖》的縮本和《禹跡圖》於南宋紹興七年(1137)刻石，其石至今尚存於西安碑林；4.朱思本的《輿地圖》，朱思本是元代的地圖大家，其《輿地圖》除了參考前人所編繪的地圖之外，最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實地考察；朱思本的原圖今亦不傳，有羅洪先增廣其圖而成的《廣輿圖》傳世，朱思本之地圖學乃因而流傳，陳組綬的《皇明職方地圖》則是羅洪先《廣輿圖》的一種修訂本；自元明以迄清初，中國地圖的編繪，大抵均受朱思本之影響[43]。

           利瑪竇所編繪的世界地圖，是歷史地理學的另一個重要淵源。明萬曆八年(1580)利瑪竇自義大利東來澳門，其目的主要在於傳教，卻造成了中國地圖的全面革新。他將中國地圖譯製介紹給西方世界，又將世界地圖介紹到中國，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極大的貢獻；惟中國“原式”地圖祗知畫方之法，甚至有連畫方之法也付諸闕如的，西式地圖則有經緯線，將中國原式地圖改為西式，非先從事測量工作不可，因此利瑪竇對中國各地經緯度的測量極為注意，當然這也可能與地理大發現以後，歐洲各國測繪地圖的風氣有關；惟其屢次刻繪世界地圖的動機，一方面由於當時中國人好奇的心理要求，另一方面則是利瑪竇迎合這種心理，以堅定中國士大夫對於西人的欽仰，有助於他宣揚天主教義。

           利瑪竇所編繪的世界地圖有許多不同的刻本，其中最完整的當推《坤輿萬國全圖》；根據陳觀勝的研究，利瑪竇對中國新地理知識的貢獻約有六點：其一，測量經緯度；其二，地名之譯定；其三，新地理知識之傳入；其四，五大洲的觀念；其五，地圓說的輸入；其六，五個氣候帶的分劃[44]。

           自利瑪竇繪製《坤輿萬國全圖》，中國的地理知識有很大的進步，但關於中國的部分，主要是利瑪竇利用測算北京南昌等地的經緯度，並參考中國地理圖志的遠近道里繪製而成，並非全部經過實測；在中國歷史地理學史上，最大規模而且在技術上有所成就的，乃係清朝康熙時代。1689(康熙28)年尼布楚條約簽訂後，教士張誠呈進亞洲地圖，說明朝廷對於東北地理知識的缺乏，康熙遂命諸教士不時以滿語進講西方數學及他種學科，並親自聽講；其後數次征撫蒙古，遊歷東北，皆命張誠隨行，隨地測定經緯度。1708(康熙47)年明令測繪中國地圖，聘用西洋教士，分赴中國各省及蒙古各部遍覽山水城郭，用西方測量方法繪製地圖，迄康熙五十六年(1717)各地地圖繪畢，次年製成《皇輿全覽圖》進呈內府，於是關內各地及關外蒙古各地皆經繪製成圖，成為其後中國地圖的重要依據。

           康熙時期，中國的勢力尚未遠及新疆，所以此時所測繪的地圖至哈密而止，乾隆朝先後平定準噶爾及回疆，同時派專員隨同軍隊繼續測繪工作，測量遠及塔什干、薩馬爾干及喀什米爾一帶，現均已不屬中國領土之地，1782(乾隆47)年《皇輿西域圖誌》編繪完竣，成為後來所有新疆地圖之所本[45]。

           此外，清代楊守敬所編繪的《歷代輿地圖》，是屬於真正的歷史地圖，而非當時之地圖，以繪錄地名之多寡言，可能是歷代歷史地圖中最為詳盡，素為史學工作者所推崇[46]。

           上述地圖皆可為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學的重要材料，對現代中國歷史地圖的編繪，以及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均有其一定的價值。

(五)遊記

           中國舊有典籍中的遊記，亦為歷史地理學的重要淵源之一，其形式琳琅滿目，各出機杼，記實與虛幻爭艷；其記實之錄可為史學研究之用，其文采煥發者則富文學之美。遊記可為史學研究之材料，應為史學工作者所同意；其為歷史地理學之參考，亦為歷史地理學者之共識；陳正祥在〈論遊記〉中認為遊記是中國文化地理的一個構成部分[47]，說明了遊記與地理之間的關係，而各時代的遊記，局部表現了特定時間與地點的地理現象，亦為歷史地理學淵源之一。

           但並非所有遊記皆可以為歷史地理學之材料，陳正祥分析遊記的性質，概分之為兩類：一類是遊山玩水，描述見聞風物；多數為行程短、篇幅小，而文筆優美之作，這類以文采見稱的作品，一般比較接近文學，而較缺乏地理學的價值，唐代柳宗元所撰的遊記，可視為這一類的代表；另一類是行役記，因特定目的或使命遠出旅行；有的間關萬里，往返費時數年，有些甚至遠赴異國，常有人結伴同行，按行程逐日將沿途所見記錄下來，洋洋數萬言乃至數十萬言，晉代法顯的《佛國記》與唐代高僧玄奘所撰述的《大唐西域記》，可視為這類遊記的代表。

           一般討論中國遊記與歷史地理學的關係，最先想到的往往是《穆天子傳》。這篇被視為中國最古老遊記代表性的著作，是西晉咸寧五年(279)在今河南汲縣戰國墓中所發現大批竹簡中的一篇，列入《汲冢書》，有人斥之為偽書，有人視為神話，有人稱之為小說，也有人認為它是一篇真實的遊記[48]；惟就歷史地理學的觀點而言，這本爭議性甚大的作品，確然有部分材料可供研究之用，不論是拿《穆天子傳》與〈五藏山經〉相較，或認為它代表遊歷西域之先鋒，均有其一定的價值[49]。

           最為史學界、地理學界與文學界所共同重視的遊記作品是《徐霞客遊記》，此書為明代末年的徐宏祖(1586-1641)所著，是中國最著名的遊記之一。徐宏祖性愛旅行，為了遊覽名山大川和名勝古蹟，幾乎走遍全國，其《徐霞客遊記》除了記述行程外，還指陳特殊的地形地物，特別是對石灰岩或岩溶的溶蝕地貌，均做了翔實的考察研究，同時此書對雲南騰衝一帶火山爆發和溫泉、硫磺礦等方面，以及對許多其他地區的地形、水文、氣候、植被等的記載，也多數具有其價值，在中國遊記中，是一個極特殊的例子[50]。遊記的名稱在中國可謂漪歟乎盛哉，如有稱為“錄”者，如《異域錄》；有稱為“傳”者，如《南海寄歸內法傳》；有稱“圖經”者，如《高麗圖經》，有些名為日記或日錄，事實也是遊記的，如《辛丑日記》、《扈從東巡日錄》等；同一遊記有時常有不同的名稱，如郁永河的《裨海紀遊》，另有《採硫日記》和《渡海輿記》兩個篇名；因此在考據上的判斷便顯得非常重要[51]。

           在前述陳正祥的分類中，屬於行役記者甚夥，如丘處機《長春真人西遊記》、耶律楚材《西遊錄》、張德輝《塞北紀行》，這些著作大抵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在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上，亦為極具參考意義的材料。此外，史傳中亦有許多遊記，如《史記．大宛列傳》對張騫出使西域記載極為詳細，幾乎等於是張騫的遊記；《新唐書．吐蕃傳下》載劉元鼎到拉薩會盟之事甚詳；《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載了司馬遷青年時代的遊歷，亦可視之為廣義的遊記；這些未冠以遊記之名而有遊記之實的著作，也是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參考資料。

           部分風土記之類的著作，亦可能是甚佳之遊記，如元代初年周達觀所撰《真臘風土記》即為其中之代表；介乎風土記與遊記間的著作，亦含有不少歷史地理資料，如《洛陽伽藍記》即為其中之代表，這類合本子注的遊記，陳正祥稱之為“遊記中的遊記”[52]。

           上述各型類的遊記，常有翔實的觀察記錄，特別是涉及偏遠地區的遊記，甚或出中國國境以外的著作，在對邊疆史地的研究上尤具參考價值；而歷代不同類型遊記的產生，都密切地配合了當時的歷史條件，部分內容甚至遠超過地志的演變，在有關範圍內，可以彌補地理志的一些空白，尤其是關於邊疆地區和域外的記載，對研究中外交通與從事考古調查工作，均有極高的參考價值[53]。

           由上述討論，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淵遠流長可見一斑，這些都是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的重要基石，透過源流的探索，加上西方學理的輸入，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便由此出來。

           歷史地理學在傳統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固源遠流長，但做為一門現代學科，其發展則與現代中國史學為依違相生的共同體；1949年以後，大陸討論歷史地理學的相關論著，大抵將歷史地理學視為一相當年輕的學門，遠者追溯到1934年禹貢學會的成立，近者以1949年以後大陸學術界視歷史地理學為一獨立學門算起，而由禹貢學會到1949年之間的歷史地理學往往被視為歷史地理學形成的初期。

四、  中國學者的討論

           在現代中國學術的發展過程中，對歷史地理學的定義頗為模糊，相關討論主要集中於歷史地理學之用，並且強調地理為歷史學研究之基石；惟亦有視歷史地理學為地理學之分支者，張其昀便是持此類觀點的學者。

           《史地學報》的創辦人之一張其昀，治學兼及歷史與地理，在論析兩者間的關係時，往往分別立說，將歷史的歸於歷史，地理的還諸地理；其研究主要則以地理學為重心[54]。在《中國地理學研究》一書中，張其昀特闢〈歷史地理學〉一章，敘述現代中國學術中有關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概況，而他對歷史地理學所下的定義包括沿革地理、邊疆史地、文獻史料、名勝考察、地理變遷等內容[55]，而以歷史與地理的相輔相成來解釋歷史地理學。當然，張其昀將歷史地理學列入《中國地理學研究》的一章，亦可看出他基本上係將歷史地理學視為地理學的一支。

           禹貢學會創辦人顧頡剛對歷史地理學的見解，本於傳統史學中的沿革地理[56]，而研究沿革地理的目的，是為了從事歷史研究時能有穩固的基礎；因此，顧頡剛的地理沿革乃是以歷史為主，地理為輔；易言之，研究地理沿革其實是替歷史研究做馬前卒。顧頡剛曾與史念海合著《中國疆域沿革史》[57]，禹貢學會另一位大將童書業則著有《中國疆域沿革史略》[58]，此二書皆以沿革地理為本，論析歷代中國疆域的演變，由此可知顧頡剛和他所創辦的禹貢學會，其歷史地理學定義乃係沿革地理之同義詞。

           由沿革地理入手的禹貢學派[59]，主要成員如譚其驤、史念海和侯仁之等人，1949年以後成為大陸歷史地理學界的重要領導人，惟各人對歷史地理學的定義仍是言人人殊。

           譚其驤的歷史地理學概念，基本上從輿地之學與考據入手，他的大部分論著亦謹守考據原則，其論文集《長水集》中所錄，即多屬考據類文字[60]；他所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亦從輿地之學論析歷史地理學，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1冊〈前言〉中，譚其驤認為歷史地理即“存古跡，述往事”之地理，也就是歷史上的地理，而以輿地之學總其成[61]；此與顧頡剛的沿革地理之說，在立論上是前後呼應的。但譚其驤在與葛劍雄合寫的〈歷史地理學〉一文中，則認為歷史地理學並不屬於歷史學，而是地理學的一個分支[62]。這類討論方式和下文將提到的史念海、侯仁之等人的觀點類同。

           史念海治學亦本於考據[63]，在討論歷史地理學的形成時，亦從沿革地理出發，但他認為沿革地理是歷史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非等同，而就沿革地理的部分而言，歷史地理學和沿革地理是可以劃上等號的[64]，但史念海認為歷史地理學另有非沿革地理所能涵蓋者，如人文地理、自然地理，以及探索人類在面對自然地理各種變遷時，所造成的生產方式之改變，並著重於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部分，其論點主要強調人與自然界的互動關係[65]，並且擴大歷史地理學的範圍，視歷史地理學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非歷史學的附庸[66]，所以他認為「歷史地理學應該是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上承古地理學，而下接現代的地理學」[67]；但因為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對象是歷史時期的地理，不僅要大量使用歷史學方面的資料，歷史學中的一些問題也有待歷史地理學做出解釋和說明，因此，史念海認為歷史地理學在地理學中是一個組成部分，在歷史學中也應該是一種輔助的學科[68]。

           歷史地理學屬地理學的一支，乃1949年以後大陸歷史地理學工作者的共同觀點，他們基本上認為歷史地理學是脫離歷史學而獨立的一門學科，侯仁之就是持這類意見的典型代表。

           在從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學者中，侯仁之是少數有興趣討論歷史地理學定義，並曾對理論探討下過工夫的一位，他在〈歷史地理學芻議〉中認為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主要工作不僅要“復原”過去時代的地理環境，而且還須尋找其發展演變的規律、闡明當前地理環境的形成和特點[69]。從侯仁之的討論，不難看出大陸歷史地理學工作者以實用性為主導的觀點[70]；此外，侯仁之對實地考察(野外考察)亦大力提倡，甚至認為他自己的歷史地理學研究，是從1958年到沙漠進行考察纔開始的[71]；侯仁之的重視實地考察，顯現於其沙漠歷史地理考察和城市地理的相關論著中[72]。

           在進行歷史地理學研究工作時，侯仁之認為可以分成兩個部分，其一為文獻資料的室內分析，另一為野外考察，而野外考察之所以不可少，有下列兩個原因：

           其一，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對象雖是歷史時期的地理，但其中若干特點及變化微小的的諸因素，仍然保留到今天；如果不注意這些而一味從文獻資料中探討過去的情況是很難求其近似的。反之，如果進行野外考察，詳細加以參考，既能比較真實地復原過去，又能揭示當前地理特點的形成和發展[73]。

           其二，歷史的文獻雖然重要，但涉及的範圍數量究竟有限，單憑不完整的文字記載，企圖恢復過去的地理面貌，顯然是不夠的。實際的情形是若干歷史地理的問題，儘管不見於文字記載，但在實地考察中仍會被發現，並能求得解決[74]。

           此外，侯仁之認為歷史地理學既屬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因而應同時包含經濟地理與自然地理[75]。

           另一位大陸歷史地理學工作者黃盛璋，基本上亦將歷史地理學置於地理學領域的一個分支，並且認為歷史地理學是屬於歷史學與地理學之間的邊緣科學[76]；而且他將地理學依歷史年代劃分為三個領域，以歷史時期為歷史地理學的範圍，這種討論方式與大陸其他歷史地理學者是相類同的[77]；至於歷史地理學的內容，黃盛璋認為包括人文地理與自然地理兩大類[78]；他有關歷史地理學的討論，是大陸學者中分類較詳密者，大抵包涵所有歷史地理學的內容。

           在相關討論中，大部分學者均認為沿革地理是歷史地理學的一個重要淵源，惟亦有主張歷史地理學可不經沿革地理而獨立研究者，侯仁之便持此類觀點[79]；侯仁之認為歷史地理學的訓練基本上可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由史學家來做，亦即先具備歷史學的基本訓練之後，再從事歷史地理學研究，另一種是由地理學家來做，乃是先具備地理學的素養後，再從事歷史地理學研究，而就侯仁之的說法，目前一般從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學者，大部分是先具備了歷史學的基礎，而後在不同程度上補充了地理學的訓練；至於從地理學的基礎出發，補充了歷史學的訓練而獻身於歷史地理學的則甚少。前述顧頡剛、譚其驤、史念海及侯仁之本人，皆屬由歷史出發而從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例子；張其昀的治學則稍近於地理學，但亦是兩者兼修，並非純從地理學入手；黃盛璋1949年畢業於浙江大學，其治歷史地理學途徑亦屬史地之學並重[80]，惟似仍偏於歷史之範疇。因此，就現代中國學術發展而言，歷史地理學確然較近於歷史學而遠於地理學，相關研究主要亦從歷史的角度出發。

           1949年以後臺灣地區的歷史地理學研究風氣，雖略不如前一階段之蓬勃，惟相關論著亦不在少，對歷史地理學的定義則各有所見。姚從吾專治遼金元史與史學方法論，由於遼金元史在傳統中國史學中向歸類於“四夷”之範疇，亦即邊疆史地，因而研究遼金元史與歷史地理學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姚從吾在〈遼金元史疆域沿革與地理因素對當時政治文化的關係〉一文中，對歷史與地理的關係有所闡釋，其歷史地理學觀念，基本上比較接近人文地理，而且基本的立足點仍是歷史[81]，此類觀點與顧頡剛所論較為接近，而略有異於1949年以後大陸學者的歷史地理學觀點。

           王恢的《中國歷史地理》，內容主要是古代地理沿革，因此他基本上是從沿革地理的角度來看待歷史地理學[82]；石璋如等人合著的《中國歷史地理》亦為一疆域沿革史[83]；大體均較接近將歷史地理學置於史學之下的論點。

五、  小結

           由上述討論，大體可以勾勒出歷史地理學的一般面貌，就學科的分類而言，在尚未受西方學術影響前的傳統中國史學，所謂歷史地理學其實就是沿革地理；在這方面，代表北方學統的禹貢學派和代表南方學統的史地學報派，可說是無何軒輊；西方地理學輸入中國以後，對學科的分類造成了某種程度的改變，這種改變大約以1912年地質調查所成立，丁文江與翁文灝推動地質考察為起點；雖然地質調查所主要的工作內容屬自然地理，惟其成果亦常為史學工作者所參考[84]；1915年中國科學社成立，是中國地理學發展的另一個重要起點；同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成立，儼然成為南方學統的代表，1920年竺可禎到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教，講授地理與氣象學，使南高成為中國另一地理學重鎮[85]；因此，在現代中國學術的分類，地理學之脫離史學而獨立約在1912-1920年之間，而在這段期間，歷史地理學仍可視為歷史學的一部分。

           歷史地理學在中國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嚴格地說是到1949年以後纔比較正式登場的，特別是在大陸地區部分研究機構與大學成立歷史地理學研究所(室)之後[86]；至於在臺灣地區的歷史地理學，主要仍寄生於地理或歷史學系中，而以在歷史學領域受到較多的重視。

           在1949年以前，歷史地理學基本上仍屬沿革地理的階段；因此，在現代中國學術發展過程中，歷史地理學其實略等同於沿革地理，而沿革地理在傳統中國史學中，則有其悠遠的源流[87]。

           但此類討論常常有意無意間忽略了《史地學報》的存在，在檢討中國現代地理學的發展時，1912年地質調查所的成立是一個重要關鍵，1920年竺可禎任教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使南高成為與地質調查所南北呼應的地理學重鎮，《史地學報》的創立，不論在中國地理學的形成或歷史地理學研究，均有其重要地位[88]。因此，西方地理學輸入中國，並進而改變歷史地理學的內涵，至少應往上推到1912-1920年間，在這段期間，地理學漸次脫離史學而獨立，惟歷史地理學則仍依附於史學而存在。

           歷史地理學的實用功能，在現代中國學術發展過程中，再度扮演了重要角色，主要是知識分子對國是的關心，藉由學術研究的形式表現出來；中國現代史上的兩次重大涉外事件，正好是歷史地理學實用功能的沙盤推演；1919年巴黎和會對山東歸還問題的處置，點燃了五四事件的火種，並進而擴展及學術、思想與文化的各個層面[89]；1921年11月創刊的《史地學報》，正是五四學術風氣下的產物[90]；面對自近代以降的外患頻仍，史地學報派對時事的關注，局部地代表了當時知識分子學術救國的一種風氣；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另一個晴天霹靂，日本的入侵東北，激起民族主義的浪濤，《禹貢》半月刊正是知識分子救亡圖存思潮下的產物，亦即以學術為救國手段的具體表現；在此前提下，歷史地理學的實用性，發揮了與時代共脈搏、同呼吸的特色[91]。

           歷史地理學興起的過程中，其面貌固繁複多變，相關材料亦汗牛充棟，如何釐析出一條清楚的線索實為不易[92]。歷史地理學本身是一門相當複雜的學科，一方面是歷史，另一方面是地理，地理部分又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不但歷史與地理間的結合不易，學理與現實的問題，也有待解決。

           1921年11月至1926年10月，是《史地學報》提倡歷史地理學並引領風騷的時期；在此時期，史地學報派主導了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涵泳舊學，介紹新知，爬梳傳統中國史學，也引介外國史地之學，對歷史地理學的成立，發展發揮了相當重要的影響。 1934年3月至1937年7月，《禹貢》半月刊成為研究歷史地理學的主導中心，再一次掀起研究歷史地理學的高潮。

           1949年以後海峽兩岸的歷史地理學研究，由於地緣關係上的差異，研究內容自有所不同；大陸地區的歷史地理學有愈來愈專業化的趨勢，臺灣地區的歷史地理學基本上仍寄生於歷史或地理學之相關科系，惟開設歷史地理學課程之歷史系所無多，從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學者也以個人為主[93]。

           臺灣地區的歷史地理學並未有獨立的相關系所，而是寄生於各個不同的系所或學會，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前身省立師範學院時代，自1949年即設有史地系，在教學上歷史與地理學並重；1962年史地系擴充為歷史學系和地理學系，惟在教學上仍兩者並重，其後乃漸次各自獨立發展[94]；1969年國立政治大學成立邊政研究所，論文方向主要為滿蒙藏之史地研究，亦兼及臺灣之原住民族[95]。

           除了原有歷史地理學領域外，臺灣地區在研究主題上亦有新的方向，如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自1983年起推動中國海洋發展史研究，召開中國海洋發展史研討會，該研討會每兩年召開一次，迄1992年止已召開5屆，前四次論文集皆已出版[96]；此外，海外華人研究學會於1988年成立，則積極推動海外移民史之研究[97]。

           大陸地區的歷史地理學在1949年以後幾已脫離史學而獨立，其學科分類則為地理學的一個分支，研究單位與部分大學且設立歷史地理研究所[98]，因而歷史地理學有愈來愈專業化的趨勢，其中較重要的專業性雜誌有二：一為譚其驤主編的《歷史地理》[99]，另一為史念海主編的《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00]，這種專業化發展的情形，與臺灣地區有根本上的差異。

           歷史地理學雖然在大陸有獨立發展的趨勢，惟在實際研究時，所涉及的歷史材料與史學方法，仍被視為基本訓練[101]；因此，歷史地理學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借助於歷史學的情形仍是無法避免的，否則何以名之為歷史地理學？惟問題關鍵並不在於歷史地理學歸屬於歷史學或地理學的爭辯，而是如何充分利用這兩個學門的既有理論與方法，為歷史地理學找尋一個前瞻性的願景。

◎本文曾於文化大學史學系主辦之“中國史地關係學術研討會”(2000.11.7-8)上宣讀，會中蒙王仲孚、李紀祥、廖幼華教授提供寶貴意見，特此申致謝悃。收入：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297-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