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論
自1840年代以降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是近、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課題之一；在此前提下，考據與經世的交互為用，成為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轉折；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一方面承續了舊的傳統，另一方面則開啟新的契機。史學在時代的呼喚裡，不再是象牙塔裡的餖飣考據，而係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甚而為中國的未來找尋方向。
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大抵具有下列三個主要的意義：
(一)考據與經世的互動：中國近、現代史學歷經了兩次考據與經世的互動，一次是嘉道之間的由考據到經世，一次是民國以後的由經世到考據；嘉道之間由考據到經世的驅力主要來自儒學內部，現代中國史學由經世到考據的過程，西方史學輸入是其中的關鍵。
(二)時代學風的影響：在傳統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盛世史學易有考據傾向，亂世史學則多經世宏論，明末清初即為一典型例證；嘉道以後史學之由考據到經世，也是相類似的情形；1920-1930年代再度由考據轉向經世，應該也可以由這個角度加以分析。
其三，學術客觀與現實需求：經世是史學致用的具體表現，考據所追求者乃客觀之學術，在現實政治的需求下，學術客觀的追求較易遭遇困難。西方史學輸入中國以後，與傳統史學的樸學考據結合為新考據學派(史料學派)，亦即所謂“科學的史學”，究其內涵殆追求客觀之學術精神，這方面可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為代表；但當時代變局牽動史學動向時，客觀學術與現實政治之間的張力亦隨之增強，兩者間的界線乃糾結而難以釐清。
本文透過柳詒徵的經世史學、傅斯年從考據到經世的轉折、雷海宗的文化週期說、錢穆的文化史觀、陳寅恪的古典今情，以及陳垣的宗教史研究，說明時代變局與民族主義史學興起之間的互動關係，以釐清現代中國史學在考據與經世間的發展取向。
二、時代變局與史學動向
傳統中國史學的發展，與時代變局一直有著千絲萬纏的關係，盛世固有可能發展出成熟的學術，亂世若有偏安晏處，學術仍有可能藉以保存與發展。值得探索的是：中國學術史上的光輝時期，特別是史學發展的高峰，正好是亂世的春秋戰國時代、魏晉南北朝與偏安之局的南宋。此三時期在傳統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均有其一定的地位與影響。近代以來，中國面臨亙古未有之變局，造成史學發展的新動向，特別是西北史地之學，以及因應新局的世界史地，成為新的顯學，知識分子紛紛投入研究行列，甚至有謂當時的知識分子如不講求西北史地之學，即不足以躋身儒雅之林；這種時代變局與史學相互關連的情形，是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一個值得探索的現象。
清學由考據到經世的因素固有多端，外患應為其最直接之觸媒；由於外患的紛至沓來，使得知識分子不再以訓詁為治學的終身職志，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思索時代變局中的因應之策，如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論”，以及康有為的“託古改制論”，都可以說是時代變局下的產物；其間固有西力衝激的挑戰與回應，亦有傳統中國變法論的延伸；而在面對時代變局的因應之道中，經世史學的興起，乃係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傳統中國的學術分類，雖有經史子集之別，但學問之間的界線其實很難清楚畫分，史學與經學的關係尤其密切，深治史者鮮少有不通經的，其主要關鍵在於傳統中國史學中，建構上古史的重要材料本來就是“六經”，從王陽明“五經亦史”到章學誠“六經皆史”，都點出了經和史的密切關係，而這種關係在傳統儒學中是無可取代的。清中葉乾嘉時期(1736-1820)考據之學蔚為普遍風尚，經學家如惠棟、王念孫、孫星衍，皆不乏考據之作，主要原因就是經史未有明確的界線；而由考經到考史的過程，使清代學術形成“回向原典”的探本溯源，試圖通過整理經典文獻以恢復原始儒家的面貌；且因考據在經史之間逐漸形成專業的分途發展，使得清學漸具客觀學術的芻形，此乃胡適、傅斯年推崇清代學者具有科學精神之由來。
清代學者由考據走向經世之途，時代變局的影響是其主要成因，一方面是清代學者的西北史地研究，另一方面則是西力衝激的影響。
在討論有關西力衝激的理論時，固毋須認定其為惟一動力，但其影響是無庸置疑的。近年的相關研究，分析西力衝激對中國的影響，與1950-1970年代之間的研究論點略有所異。在上述年代之相關研究，常將焦點集中於“挑戰與回應”之理論模式中，且將傳統與現代二者截然劃分；近年的研究則重新檢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延續性，譬如經世思想對知識分子的影響，即引起相當多的注意；因此，愈來愈多的研究傾向於重新檢視儒家傳統對近代中國的影響，使得經世思想在近代中國變局中的因應之道，愈來愈為為史學工作者所關心，如經世思想與變法，經世思想與新興事業，均受到學者的注意。類此的研究方向，使得傳統與現代之間，不再存有難以逾越的鴻溝。
1840年代以降的變局，使得中國知識分子重新思索民族命運及文化的未來方向，這種藉求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模式，雖然為傳統中國知識分子所慣用，但在其中卻也羼入了新的趨向，如魏源的《海國圖志》即藉求地理知識之擴充，以喚醒國人的認知。魏源、徐繼畬開啟了晚清知識分子研究世界地理的風氣，且因列強為刀俎、中國為魚肉之處境，刺激知識分子提出救亡圖存的各種方案，經世史學因而蔚為風潮，其中研究邊疆史地風氣的興起，尤為近代中國史學開闢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並且由內憂外患引發出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努力，使得經世思想得以蓬勃發展，也刺激了知識分子研究當代史的興趣。
近代中國的經世史學到1910-1920年代之際，因受西方新方法論輸入中國的影響，使乾嘉考據的幽靈獲得借屍還魂的機會，形成現代中國史學的新考據學派。
三、考據的幽靈借屍還魂
清代的考據學，在五四時期極受胡適、錢玄同、傅斯年等人的青睞；胡適認為清代學者治學的方法就是科學方法，而清代學者治學方法中最值得稱述的則為考據。這種考據的方法，在胡適來說，就是所謂“亭林百詩之風”，亦即有清三百年來的“樸學”，這方面的成績包括聲韻學，訓詁學，校勘學，考證學，金石學，史學等等，其中有幾位在樸學方面獻替厥偉的學者，如錢大昕、戴震、崔述、王念孫、王引之、嚴可均等人，胡適認為可以稱之為科學的學者。
在其他的相關論著中，胡適也不斷呼籲科學方法的重要性，如在〈治學的方法與材料〉中指出，「科學的方法，說起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方法，只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類此的論點，雖難免過度簡化科學的意義，亦有流為科學主義的危險，但五四時期的所謂“科學”，便常以這種面貌出現。胡適對考據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差異，當然有所理解，如在討論乾嘉考據與科學的關係時，胡適即做了一些比較性的說明：
文字的材料是死的，故考證學只能跟著材料走，雖然不能不搜求材料，卻不能捏造材料。從文字的校勘以至歷史的考據，都只能尊重證據，卻不能創造證據。
自然科學的材料便不限於搜求現成的材料，還可以創造新的證據。實驗的方法便是創造證據的方法。
紙上的材料只能產生考據的方法，考據的方法只是被動的運用材料。自然科學的材料卻可以產生實驗的方法，實驗便不受現成材料的拘束，可以隨意創造不可得的情境，逼拶出新結果來。
在這裡可以看出，除了重視紙上的材料之外，胡適也重視“科學”的實驗方法；這種新瓶裝舊酒的方法論，可以說是實驗主義與乾嘉考據的結合，並因而形成新考據學派。新考據學派和乾嘉考據的不同之處，主要是在等待證據或自由產生材料的差別，胡適指出，材料的不同可以使方法本身發生很重要的變化，因為材料的性質，實驗的科學家毋須坐待證據的出現，也不僅僅是尋求證據，他可以根據假設的理論，造出種種條件，把證據逼出來，因此實驗的方法是一種可以自由產生材料的考證方法。胡適在這裡將乾嘉考據與杜威實驗主義做了一個巧妙的結合，也為新考據學派建立了理論的基礎。
此外，胡適在〈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中，曾對考據學的方法論，做了扼要的說明：
凡做考證的人，必須建立兩個駁斥自己的標準：第一要問，我提出的證人證物本身可靠嗎？這個證人有作證的資格嗎？這件證物本身沒有問題嗎？第二要問，我提出這個證據的目的是要證明本題的那一點？這個證據足夠證明那一點嗎？
此處的“第一問”，係審查證據的真實性，“第二問”是扣緊證據對本題的關連性，亦即史學方法論的“內部考證”與“外部考證”。這種考據方法加上杜威實驗主義，即胡適所提倡“科學方法”的主要內容。
從另一方面來看，清代樸學考據對現代中國學術思想所發生的影響亦不容忽視，雖然在反儒學運動中曾出現打破傳統的激烈口號，但所使用的方法卻未脫離清學系統，這是一個頗值得玩味的現象；因為在檢討現代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時，小腳放大的痕跡相當明顯，甚至連主張建立科學史學的傅斯年所提倡者，仍不脫樸學考據的方法；在〈清代學問的門徑書幾種〉中，傅斯年就對清學大加推崇，他說：
宋明的學問是主觀的，清代的學問是客觀的；宋明的學問是演繹的，清代的學問是歸納的；宋明的學問是悟的，清代的學問是證的；宋明的學問是理想的，清代的學問是經驗的；宋明的學問是獨斷的，清代的學問是懷疑的。
因此，傅斯年認為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是科學的，雖然他也提醒必須注意西方的方法論，傅斯年指出：
清代的學問很有點科學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學的方法，不過西洋人曾經用在窺探自然界上，我們的先輩曾經用在整理古事物上；彼此所研究的不同，雖然方法近似，也就不能得近似的效果了。
傅斯年的論點和胡適有幾分若合符節，都是在傳統考據中加上西方科學的方法論，這種方式或可視之為考據的幽靈借屍還魂，得其神而遺其形，在這方面，以傅斯年所創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最具代表性。
傅斯年原有意建立一純粹的學術研究機構，他本身的研究也大體符合其理論，但時代變局卻使其學術論著無法再堅持客觀學術的初衷；處於時代變局中的知識分子，在現實需要與學術客觀之間，不免有所偏倚，治學方法本於樸學的新考據學派，在面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其治學由考據轉向經世的歷程乃歷歷可數。
四、經世主題與民族主義史學
探討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西力衝激與知識分子內省的自覺，是兩條不可分割的平行線；類似清季知識分子解決問題的方案亦層出不窮，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乃其中之一。
1920-1930年代的中國史學工作者，如果能在安定的學術環境下從事研究工作，很可能新考據學派將有另一種發展，純粹的、客觀的學術傳統，也很可能據此建立；但紛至沓來的內憂外患，使得此一時期的史學工作者，陷入學術研究與時代動向之間的思考，在個人與社會的互動下，史學與時代共脈搏、同呼吸的現象不時出現。在這種情形下，考據與經世的雙主題，主客乃重新易位：考據的主題消退減弱，經世的主題不斷強化，形成經世主題與民族主義史學結合的特殊模式；其中以柳詒徵、傅斯年、雷海宗、錢穆、陳寅恪、陳垣等人較具代表性。
(一)從經世出發：柳詒徵的史學思想
柳詒徵擎舉民族主義史學大旗最明顯的應屬《中國文化史》一書。此書最初於《學衡》第46期(1925年10月)起連載，其後於1948年發行單行本。由於《中國文化史》是有所為而作的，因而在取材上簡於戰爭，詳於文化，尤其重視全體民族的精神表現；此書雖名文化史，但亦及於一般史實，因而亦可視之為通史，惟其關注之焦點較傾向於中國歷史輝煌的一面；如在〈緒論〉中，柳詒徵即認為中國文化有幾個特色是世界其他國家所沒有的：
中國的幅員廣衾，世無其匹；世界雖有像大英帝國之類的大國，合五洲屬地，華離龐雜，但與中國的整齊聯屬，純然為一片土地者不同；1.種族複雜，今日的中國雖號稱五族共和，其實除了五族之外，還有苗猺獞蠻等種族；即使其中最大的族群──漢族，亦決非一單純種族，因為數千年來所吸納同化的異族極多，使得中國歷史上的各異族皆有通婚易姓，逐漸混入漢族者；2.歷史悠久，在世界開化較早的國家中，惟獨中國歷史最悠久，壽命最長；3.史籍豐富，世所未有。
柳詒徵之所以強調中國的特殊性，其用意在於希望能藉此恢復民族的自信心。
如以五四時期的學術思想背景分析柳詒徵的論點，可能會得到一個矛盾的現象：在反儒學傳統的氛圍中，柳詒徵如何擎舉中國文化的大旗？
相關研究向來視柳詒徵為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將，在反新文化運動中，他擎舉中國文化的大旗，反對惟西學是尚的新文化運動(或新文學運動)，類此的解釋似乎言之成理；但如以學衡派亦引介西方文學與文化理論的角度加以審視，便很難以西化或保存中國文化來加以解釋。因此，柳詒徵提出中國文化的特質，如能從民族主義的角度加以分析，或許比較容易觸摸到事實的真象，而非表面上的傳統與西化之爭。
處在五四時期的學術風氣下，反儒學傳統和民族主義是一個很難釐清的命題；如果反儒學傳統為真，那麼，民族主義如何在反儒學傳統中建立？如果民族主義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又為什麼會出現反儒學運動？關於此類問題之論爭，過去的研究極少扣緊主要論題，而停留於口號式之論辯。事實上，五四時期的學術思想本即存在矛盾之弔詭，以反儒學傳統為中心的討論，往往忽略了五四人物反儒學之終極目的是為了中國的富強，他們之所以反儒學傳統，是因為在認知上判定儒學傳統為阻礙中國進步的罪魁禍首，所以希望藉由向西學取經的方式，根本解決中國的積弱問題；從此一角度審視五四時期的中西之爭，當會發現在反儒學傳統與民族主義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纏的關係，五四人物植基於中國傳統又向西學取經的過程，便可以在此找到合理的落腳處。
柳詒徵在《中國文化史》所揭櫫的中國歷史特質，或許可以為其經世史學做一強而有力的注腳，這種強調中國歷史特質以喚醒民族魂的論點，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屢屢而有，雷海宗、錢穆、陳垣等人，均採取相類似的模式。
如果說1919年的巴黎和會催生了五四運動，在面對更直接威脅中國生存的“九．一八事變”時，知識分子的學術救國運動更是漪歟乎盛哉。
1931年“九．一八事變”激起知識分子的學術救國熱潮，其中以傅斯年等人聯合執筆的《東北史綱》最具代表性；及至對日抗戰期間，民族主義史學的呼聲尤相續不絕。
(二)《東北史綱》：傅斯年從考據到經世的轉折
中國學術界研究東北史地的熱潮，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興起的；當日本侵略野心日益高張之時，御用學者的東洋學研究，亦成為軍國主義的護身符；一面利用東洋學建立侵略的理論基礎，一面對中國進行各種調查，以為軍事行動的參考，特別是《滿鐵調查報告》對中國各地物產、地形的調查記錄，使得中國學術界無法再保持沈默。
日本學者的東洋學理論，主要是指陳東北並非中國領土；中國學術界面對這類似是而非的解釋，乃責無旁貸地挺身而出。
處於時代變局中的中國知識分子，思考救國的途徑，首先想到的是創辦刊物，喚醒民族意識，呼籲團結救國；部分北方學者如胡適、丁文江與蔣廷黻等人乃創辦《獨立評論》，討論涉日事務；一部分知識分子則從歷史著手，倡議編輯一部中國通史；其後此部通史雖未編成，《東北史綱》的編撰卻可視為此一動機下之產物。
《東北史綱》所擬篇目共計5卷，卷目和執筆者分別是：1.傅斯年，古代之東北；2.方壯猷，隋至元末之東北；3.徐中舒，明清之東北；4.蕭一山，清代東北之官制及移民；5.蔣廷黻，東北之外交。就《東北史綱》的執筆者和卷目來看，可謂為一時之選，也是中國學術界第一次有計劃地研究東北歷史。此書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進行撰寫，以駁斥日本學者矢野仁一、白鳥庫吉等人的“滿蒙非支那論”。
《東北史綱》本擬於1932年底以前出版，以民族文化尋根的方式，證明東北夙為中國所有；但這本顯現中國學術界合作的東北史著作並未完成，僅傅斯年執筆的《東北史綱》卷一《古代之東北》於1932年10月出版；蔣廷黻執筆的《東北之外交》僅完成順治到咸豐時期，以《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從順治到咸豐)》之名單獨發表。
傅斯年的《東北史綱》旨在根據歷史事實說明東北為中國所有，以駁斥日本學者的“滿蒙非支那論”，因此在該書的一開頭就對《東北史綱》用“東北”不用“滿洲”的理由有所說明，傅斯年說：
日本及西洋人之圖籍中、稱東三省曰“滿洲”、此一錯誤、至為淺顯、而致此錯誤之用心則至深。滿洲一詞、本非地名、〈滿洲源流考〉辯之已詳。又非政治區域名、從來未有以滿洲名政治區域者。此一地段、清初為奉天寧古塔兩將軍轄境、而奉天府尹轄州縣民政、與山海關內之府廳州縣制無別。康熙以來曰盛京省、清末曰東三省、分設督撫。有清二百餘年中、官書私記，均未嘗以滿洲名此區域也。此名詞之通行、本憑藉侵略中國以造“勢力範圍”之風氣而起、其“南滿”、“北滿”、 “東蒙”等名詞，尤為專圖侵略或瓜分中國而造之名詞，毫無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經濟的根據。自清末來、中國人習而不察、亦有用於漢文者、不特可笑，抑且可恨、本編用“中國東北”一名詞以括此三省之區域、簡稱之曰“東北”、從其實也。
從這段文字來看，傅斯年此書之企圖乃係以歷史事實證明東北的歸屬問題；接著他又對〈滿洲源流考〉進行史料之考辨，爰引《清太祖實錄》、《元史•一統志》、《明實錄》、唐晏《渤海國志》等材料，說明「滿洲為建州之訛音，決不能建州為滿洲之誤字」，並舉五事證明滿洲為建州之“亥豕魯魚”；傅斯年之所以一再為東北之名進行學術考辨，主要目的無非是為了證明其為中國所有，特別是為對付日本學者及軍方的“大陸政策”與“滿蒙生命線”之說，先從源頭上解決東北不稱滿洲的問題，進一步則指責日本學者的立論無所本。因此，傅斯年乃從文化、神話學、民族學、語言學的角度，分析東北實為中國之地。在《東北史綱》的〈引語〉中，傅斯年反覆說明他寫此書的兩個動機：
1.教育國人的東北史地知識：“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欲求訴之於公道及世界公論，但當時中國人對東北的知識仍相當缺乏，每每不知其底蘊，不但斯文寡陋，且關係到國家大事；因此，雖然知道東北史事對現局關係遠不如經濟政治之什一，惟學史者面對蜩螗國是，但求盡其所能，因而有《東北史綱》之作。
2.駁斥日本學者的滿蒙論：日本學者白鳥庫吉、矢野仁一、中山久次郎和箭內亙等人提出所謂“滿蒙生命線”、“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等說法；傅斯年認為這些說法本是“指鹿為馬”之言，不值一辨，但因為日本竟以此為侵略東北的理由，因而不得不辨，傅斯年乃從法律與民族自決的角度加以論析，並參以東北歷史的文化淵源，認為就東北二、三千年的歷史看，東北為中國領土，與江蘇或福建之為中國領土，殊無二致。
由於傅斯年的《東北史綱》是一集體研究計劃，在關注的焦點及年代斷限上均有所限制，傅斯年所執筆的部分是古代之東北，其斷限為從遠古到魏晉南北朝，隋以後的部分由方壯猷執筆。
在古代東北的部分，傅斯年頗能引述新的考古學報告為材料，大抵符合其史學科學化的呼籲，如他引述安特生、步達生等人的成果，以證明東北與中國的淵源，並參以古生物學、語言學、神話學、人種學、地理學等輔助學科，說明東北在遠古即與中國為一體，傅斯年認為這是近代科學成果，提供歷史研究的證據；此外，因為當時日本學者有關東北史地的考察與研究論著甚多，傅斯年亦對其中可信的研究成果加以引用。
傅斯年的《東北史綱》由於寫作時間倉促，材料蒐集並不齊全，疏陋之處在所難免。事實上，傅斯年雖為新考據學派(史料學派)的奠基者，但在檢驗其史學著作時，仍發現不免有理論和實際不合拍的例證，在《東北史綱》中，類似的情形亦甚明顯，特別因為此書本係為了駁斥日本學者的理論而作，在學術客觀與呼應現實之間所遭遇的困難，無形中也較他的其他史學著作要多，關於這一點，傅斯年本身亦有深切瞭解，因而頗思重加修訂，惟終未如願。
傅斯年的《東北史綱》基本上是一本尋根之作，即透過歷史尋根的方式，證明東北早為中國所有；但由於他寫作的動機起於現實之需要，因而書中行文所透露的民族感情與時代關懷，與其平日史學論著的謹守學術分際略有出入。而面對國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知識分子在學術客觀與現實之間的張力本不易排除，即或提倡史學科學化的傅斯年亦不可免；但在《東北史綱》中，傅斯年仍企圖本其一貫的治學方法：以樸學考據為本，加上語言學、民族學和考古學的綜合運用，為其史學科學化示例，雖然距離真正的學術客觀稍遠，似亦毋須苛求。
對日抗戰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又一次外患危機，在面對國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史學工作者的民族主義呼聲乃甚囂塵上；在這方面可以雷海宗、錢穆、陳寅恪與陳垣為代表。
(三)文化週期論：雷海宗的期許
雷海宗在《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中，以文化再生的觀點，論析中國文化的未來。
在〈總論──傳統文化評價〉中，雷海宗開宗明義提到此書的寫作，係為了檢討中國傳統文化的長處與短處，特別是了解中國文化的短處，對創造文化的新生尤有其必要性，而在他看來，抗戰對中國而言，正是一個新的生機。
《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書中，最常引起討論的一篇文章可能是〈中國文化的兩週〉，此文原名〈斷代問題與中國歷史的分期〉，雷海宗於文中將中國歷史分為兩個大的週期，第一週期指由上古到東晉孝武帝太元八年的淝水之戰(1300 B.C.-383
A.D.)，此時期大致是華夏民族創造文化的時期，外來的血統與文化沒有重要的地位，雷海宗稱之為古典的中國。第二週期則由淝水之戰到雷海宗寫作此書的當時，即對日抗戰之際(383-1937)，此時期是北方各種胡族屢次入侵，印度佛教亦深刻影響中國文化的時期，無論在血統上或文化上，都起了重大的變化，雷海宗認為第二週的中國已非當初純華夏的古典中國，而是胡漢同化的新中國，一個綜合的中國。
雷海宗之所以提出“中國文化的兩週”，旨在說明世界史上的古文明，鮮少有能夠開創第二春者，中國是一獨特的例證；但近代中國自鴉片戰爭以降，在西方列強的侵略之下，造成了傳統政治文化的總崩潰。雷海宗認為近代以來中國民族文化的衰微已經非常明顯，政治社會方面不見有絲毫復興的希望，精神方面也缺少新的衝動，中國文化的第二週已經到了結束的時候。而在第二週文化即將結束之時，其結束的方式如何？何時結束？諸種問題尚未有明確的答案。
更重要的是：中國是否有開創第三週期文化的希望？在雷海宗心目中固存有第三週文化的期許。因為中國文化與其他文化最大的不同點是「中國曾經返老還童，而別的文化一番衰老後就死去」；此外，雷海宗並認為中國所創造的第二週文化其實就是南方發展史，在這方面他的論點和錢穆在《國史大綱》中的看法是一致的。因而雷海宗在〈此次抗戰在歷史上的地位〉中，一再提及全國抗戰的重心是在南方，而全國軍民之所以英勇作戰，乃係休養生息了兩千年的元氣，至此拿出與亙古未有的外患相抗，雷海宗說：
中國雖然古老，元氣並未消耗，大部國民的智力與魄力仍可與正在盛期的歐美相比，仍有練成近代化的勁旅的可能。二千年來養成的元氣，今日全部拿出，作為民族文化保衛戰的力量，此次抗戰的英勇，大半在此。
就雷海宗觀點來看，基本上他相信抗戰一定會獲得勝利，並且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生機，其論點大有危機就是轉機之意味，而此轉機正是開創第三週文化的最佳時刻；雖然雷海宗的論點在事後證明不一定為真，其歷史分期亦引起諸多討論，但在對日抗戰前後，他立足於民族主義史學的觀點，卻是值得重視的。
(四)民族文化史觀：錢穆的《國史大綱》
錢穆的《國史大綱》，是通史著作中較具文化史觀色彩者，他在〈引論中〉舉出中國史學的三個特點：
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舉其特點有三。一者悠久。從黃帝傳說以來約得四千六百餘年。從《古竹書紀年》載夏以來，約得三千七百餘年。二者無間斷。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自魯隱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詳。三者詳密。此指史書體裁言。要別有三，一曰編年，二曰紀傳，三曰紀事本末。其他不勝備舉。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所含民族分子最複雜，因此益形成其繁複。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於並世固當首屈一指。
錢穆在這裡所說的悠久、無間斷、詳密三個特點，與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緒論》所說的幅員廣衾、種族複雜、歷史悠久、史籍豐富等特質，其論述基調幾如出一轍。錢穆的《國史大綱．引論》寫於1939年1月，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緒論》發表於《學衡》第46期(1925年10月)，二者相差13年餘，但兩人希冀藉闡明中國歷史特色以喚醒民族魂的用心可謂殊途而同歸。雖然在治學取向上，錢穆近於考據，柳詒徵近於經世，但在面對中國的內憂外患時，民族主義的呼聲乃高於一切。
錢穆的《國史大綱》自出版後即佳評如潮，歷50年而不衰，在臺灣的歷史系學生幾都讀過此書；而以通史型態出現的《國史大綱》，仍維持其文化史觀的本質。因此，錢穆的《國史大綱》在史實敘述與論證上主要立足於思想文化層面，其民族主義史觀亦在書中表露無遺。在這裡可以看出錢穆的《國史大綱》其實是有所為而作的，譬如他對國史的看法即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加以觀照；錢穆自述其寫作的動機，在積極方面希望“求出民族永久的生命之泉”，消極上最少也希望能“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證[癥]候”，以便對癥下藥。至於中國的未來應如何開創，錢穆認為政治的清明是關鍵所在，且進一步以思想文化為討論的中心。
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敘述歷史演變的伏流，自非為歷史而歷史，而係將歷史的伏流自過去滲入當代，既是昔日改革的動力，也是未來發展的動力。所以表面上看起來，錢穆的史學研究似乎集中於學術思想的考辨，實際上則是他藉思想文化為解決問題的方式；且因錢穆對當時政治的關懷，涉及1920-1930年代間部分知識分子要求參政，不願國家分裂，以及他個人反對自下而上的工農革命等信念，因而他一面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與執政，一面又對代議政治沒有信心，所以當他在《國史大綱》透露出贊成訓政的訊息，而且憧憬以知識分子為中心的訓政制度及人治傾向時，便沒有什麼好覺得訝異了。
由錢穆的例子，可以瞭解民族主義史學的發展，是透過怎樣的思想模式建構而成；事實上，1920-193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一直處在兩難的困境中，一面是擁抱或拋棄傳統，另一面為是否向西學取經。所以，此一時期的史學發展，便常環繞於傳統的尋根與前瞻未來間打轉，在回顧昔日輝煌歷史的同時，也前瞻中國未來的願景。
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雖然在歧路多荊中匍伏前行，但史學工作者在面對外患凌逼時所顯現的民族主義史學，卻是有志一同。柳詒徵的經世史學，傅斯年由考據走向經世，雷海宗的文化週期論，錢穆的文化史觀，都可從此一角度加以理解；即或一生寄身學院、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南北二陳：陳寅恪與陳垣，在面對時代變局時，亦顯現了濃厚的民族主義情懷。
(五)內政與外患盛衰之連環性：陳寅恪的古典今情
陳寅恪早年遊學歐美各著名大學，1926年回國任教於清華國學院，在這段期間，他醉心學術研究，從未參預政治活動，對社會文化問題也極少表示意見；但據其友人李璜所述，陳寅恪絕非躲在象牙塔中的學者，而係對國家社會的發展多有關切。
1931年清華改制為大學，陳寅恪對當時的學術狀況做了語重心長的批評和建議，在〈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中，他提到中國學術之未能獨立，非但自然科學和西洋學術依賴外國，即使本國政治、社會、經濟之情況，亦「莫不乞靈於外人之調查統計，幾無以為討論之資」。至於本國文史之學，表面上看似可獨立，細深究之，其實不然，陳寅恪說：
……本國史學文學思想藝術史等，疑若可以幾於獨立者，察其實際，亦復不然。近年中國古代及近代史料發現雖多，而具有統系與不涉附會之整理，猶待今後之努力。……東洲鄰國以三十年來學術銳進之故，其關於吾國歷史之著作，非復國人所能追步。昔元裕之、危太朴、錢受之有一共同觀念，即國可亡，而史不可滅。今日國雖倖存，而國史己失其正統，若起先民於地下，其感慨如何？
陳寅恪對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成績，非中國學術界所能望其項背極為憂心，因為他將學術的振興和獨立，當作“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來加以看待，所以他希望全國矚望的清華，能首先擔負起民族精神所寄的學術文化獨立之職責。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占東北，知識分子的感時憂世之情與日俱增，陳寅恪寫了一首〈和陶然亭壁間女子題句〉以賦其事：
故國遙山入夢青，江關客感到江亭。
不須更寫丁香句，轉怕流鶯隔世聽。
鍾阜徒聞蔣骨青，也無人對泣新亭。
南朝舊史皆平話，說與趙家莊裡聽。
此詩所悲者乃連新亭對泣都不如的時人，透露出陳寅恪心中對民族淪亡的深沈悲痛。
一般認為，自“史中求史識”乃陳寅恪治學的一大關鍵。由於他早年精治多種東方古文字，並曾利用這些文字來考證中亞史地；中年以後，其研究興趣轉向中國文史的領域。因此，其一生治學的重心始終都在中國中古史，陳寅恪嘗自謂“平生為不今不古之學”，指的就是此一研究領域。
雖然陳寅恪所研究的範圍主要是中國中古史，但他在研究的過程中，往往通過嚴格精密的考據工作，再進一步分析中國史上的一些關鍵性問題，並儘量從其中獲得關於當前處境的啟示，因此在其論著中常常有意無意間發出“通識古今”的感慨。
對日抗戰前後及戰爭期間，陳寅恪所發表的專著和單篇論文，表面上幾乎全是純學術性的考據之作，與現實人生似乎毫無關涉。但深一層看，陳寅恪一生的學術工作可說和現實有著密切的關連，他自稱“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其實他所關切的是中國文化在現代世界中如何轉化的問題。所不同的是，他祇是默默地研究中古以降漢民族與異族之關係，以及外國文化(如佛教)傳入中國後所產生的影響，希望從其中獲得歷史的教訓。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陳寅恪於次年7月出版的《清華學報》12卷3期發表了〈論李懷光之叛〉，在這篇文章中，他表面上寫的似乎是唐代史事，其實卻是古今互證的，陳寅恪在分析李懷光之叛時說：
唐代朱沘之亂，李懷光以赴難之功臣，忽變為通賊之叛將，自來論者每歸咎於盧杞阻懷光之入覲，遂啟其疑怨，有以致之，是固然矣。而於神策軍與朔方軍糧賜之不均一事，則未甚注意。
因此，陳寅恪認為中央對神策軍與朔方軍的糧賜不均，很可能是李懷光所部對中央不滿的重要因素，在列舉相關史料以證其事之後，陳寅恪感慨地說：
夫李晟所統之神策軍者，當時中央政府直轄之禁軍也，李懷光所統之朔方軍者，別一系統之軍隊也，兩者稟賜之額既相差若此，復同駐咸陽一隅之地，同戰朱沘一黨人，而望別一系統之軍隊其士卒以是而不平，其將領不因之而變叛，豈不難哉！豈不難哉！
實上，陳寅恪寫此文時，心中或亦別有懷抱，李懷光在唐代的地位、處境、以及叛變經過，似與西安事變前後的張學良若合符節。稽諸史實，當時東北軍的處境確有躑躅為難之隱痛，“九．一八事變”入關的東北軍，在思鄉情切、關餉又不若中央軍的情況下，對政府自有所不滿，除了要求槍口一致對外的大題目外，自覺在待遇方面受到歧視，可能也是發動事變的重要因素。據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所述，他之所以決意舉行兵諫，亦曾受到一些所謂“惡緣”刺激，其中包括為東北軍「請求撫卹、補給，皆無結果」等等；陳寅恪當日或未必深知西安事變的詳細情形，但他將張學良比擬為李懷光，確有其獨到之見。
而當1941年對日抗戰進入焦灼狀態時，陳寅恪寫成《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其中第三章為〈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用以闡明外族侵略的後果，可能導致朝代之衰亡。因此，他在書中表明「本篇於某外族因其本身先已衰弱，遂成中國勝利之本末，必特為標出之，以期近真實而供鑑誡[戒]，兼見其有以異乎誇誣之宣傳文字也」。由此可見“鑑戒”乃此書命意之所在，因此在歸結唐代的覆亡時，陳寅恪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東南財富區的遭受破壞；而他深刻的觀察力和對歷史的敏感性，或許已使他感受到日本的侵略必將引發中國之內憂。
時局的變化，對陳寅恪的史學研究當亦有所影響，他由多識語言以為考證之用，漸而顧及經世層面的轉折，或即與此有關；其“考古以證今”治史途徑，或許也可以在民族主義史學找到落腳處，關於此點他曾有過一番自白：
寅恪僑寓香港，值太平洋之戰，扶疾入國，歸正首丘……回憶前在絕島，蒼黃逃死之際，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抱持誦讀。其汴圍困屈降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迴環，國論是非之紛錯，殆極世態詭變之至奇。然其中頗復有不甚可解者，乃取當日身歷目睹之事，以相印證，則忽豁然心通意會。平生讀史凡四十年，從無似此親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飢餓之苦，遂亦置諸度量外矣。
從這段話來看，陳寅恪治學明顯受到時代變局的影嚮，他之所以由考證走向典章制度之研究，其實是有所為而發的。陳垣的弟子牟潤孫在討論陳寅恪中年後治學方向的改變，即歸於“九．一八事變”後外患的日益加劇，使他不再專治考據，而討論大的問題。
就以上分析，陳寅恪雖以史料見長，他的考據功力在當時史學工作者中可謂首屈一指，特別是他通曉多種語言文字，對中國中古時期的邊疆文化，可以進行多語文版本的校勘考據。但“九．一八事變”以後，陳寅恪在考據之外，對時事的多所縈懷，形成其融合古事今情的論述方式，因而在考古以證今的治史途徑中，別有洞見。
關於這一點，陳寅恪在〈讀哀江南賦〉中曾說「古典述今事，古事今情，雖然不同物。若是異中求同，同中求異，融會異同，混合古今」，這種融會異同的表現方法，不僅在其詩作中時有流露，更明顯表現於其學術著作中。
此外，在陳寅恪的學術著作中，亦隱然有學術思想變遷影嚮世局轉移的線索，在〈突厥通考序〉中，陳寅恪說：「考自古世局之轉移，往往起於前人一時學術趨向之細微，迨至後來，遂若驚雷破柱，怒濤震海之不可禦遏」。這或許也可以解釋何以抗戰前後陳寅恪的著作會以中國中古政治制度史為主，其意圖以古典述今事，並希冀藉典章制度鑑戒後人的用心昭然可見。而在對日抗戰前後及戰爭期間，其著作亦充滿史學工作者對時代憂患的強烈感受，民族主義史學殆由此而興。
(六)外患壓力下的史學：陳垣的宗教史研究
與陳寅恪合稱南北二陳的陳垣，在對日抗戰期間留居北平，在此前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時局的動盪不安，都使他在研究方向上有所調整。
陳垣以治校勘學而在中國現代史學上卓然成家，他的學術研究無論是考史或攻治其他歷史輔助學科，自始至終多倚賴中國傳統治學方法，且其治學概念亦極少得自西學的啟蒙或刺激。即或在元史、宗教史研究中，所用外語文獻亦均為漢文譯本，這方面與陳寅恪的廣采多國語言，恰好成一截然不同的對比。
1931年“九．一八事變”初期，知識分子的反應極為強烈，於是組織各類抗日救國團體，發表宣言通電，舉行遊行請願，要求政府宣戰，形成一股洶湧澎湃的抗日救國浪潮。同時也有一批以胡適為首的知識分子，在事變初起時主張勿擴大事端，應儘快透過外交談判解決紛爭，陳垣在事變之初是主張和談的。對日抗戰爆發，陳垣雖未隨政府遷往西南，但他在淪陷區無論講學或研究都以表彰民族志節為職志，在其著作及學生的回憶中均清晰可見。陳垣在大學裡講授顧炎武《日知錄》、全祖望《鮚埼亭集》，激勵學生的愛國情操，同時其史學論著也顯然有寓現實於史事的取向。對日抗戰期間，陳垣寫成《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諍記》、《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等著作，最後以《通鑑胡注表微》做結束。
陳寅恪在〈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說：「中國乙部之中，幾無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實自近歲新會陳援庵先生之著述始」。這一論斷雖不無爭議，但陳垣的著述以宗教史為主，卻是無何疑義的。值得注意的是，陳垣的宗教史著作，通常只言教會、僧侶和信徒的生活史實，而不以宗教信仰為著眼點，更不以弘道傳教為主旨；且其宗教論著相當重視政治、宗教與文化間的互動關係。陳垣本人曾說：「宗教與政治，本分兩途。然有時因傳教之便利，及傳教士國籍之關係，不得不與政治為緣；於是宗教之盛衰，每隨其所信奉之民族為消息」。
《明季滇黔佛教考》出版於1940年，是一本寓意深遠之著，陳垣在〈識語〉中說「明季中原淪陷，滇黔猶保冠帶之俗，避地者樂於去邠居岐，故佛教益形熱鬧」。陳寅恪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也對陳垣治佛教史的用心有所闡發，他說：
明末永曆之世，滇黔實當日之畿輔，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傾危擾攘之際，以邊徼一隅之地，猶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蓋由於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學人端士，相率逃於禪，以全其志節，今日追述當時政治之變遷，以考其人之出處本末，雖曰宗教史，未嘗不可以政治史讀也。
如將陳垣的識語與陳寅恪的序文同觀，並將抗戰時期政府避居西南一隅的情勢做一對照，其所指涉的事物已呼之欲出。
繼《明季滇黔佛教考》之後，1941年《清初僧諍記》出版，陳垣在此書中貶刺逢迎新朝的遺民僧，實則是暗諷平津地區的親日派。因此，陳垣在治宗教史時，他心中所時時縈懷的，乃是民族文化的存亡絕續。
1943年11月24日陳垣致函當時在武漢大學的方豪，信中提及因遭逢國仇家難，因而研究取向為之一變，頗提倡有意義之史學：
至於史學，此間風氣亦變。從前專重考證，服膺嘉定錢氏；事變後，頗趨重實用，推尊崑山顧氏；近又進一步，頗提倡有意義之史學。故前兩年講《日知錄》，今年講《鮚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習，不徒為精密之考證而已。此蓋時勢為之，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也。
陳垣在史學研究上一向重視考據，其著作亦大都與考據校勘有關，惟在此信中則略可看出因身處淪陷區，在研究講學上已不滿於只重考據，而進一步要在考據的基礎上表明其個人觀點。
繼《清初僧諍記》後，陳垣於1941年發表了《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其民族主義史學的觀點，與〈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是前後相續的；陳垣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時，對日抗戰已進入第四年，華北地區為日軍占領，教授學者大抵四處流竄，惟有一部分人甘為日本所役使，情況與北宋末靖康之亂頗多類似之處；陳垣當時在輔仁大學任教實亦是“聚徒訓眾”殆以新教祖自況，而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之宗旨，亦昭然若揭。
以上所述宗教三書，其實都有借古喻今，所謂「言道、言僧、言考據，皆托詞」，乃係「就崇尚民族氣節的主題而言」；他之所以閉門著述，聚徒訓眾，主要乃因民族意識發乎於中、形之於文；在這方面，於《通鑑胡注表微》有更進一步地發揮。《通鑑胡注表微》於1945年7月寫成，亦即對日抗戰結束的前一個月；1957年此書重印時陳垣說：
我寫《胡注表微》的時候，正當敵人統治著北京。人民在極端黑暗中過活。漢奸更依阿苟容，助紂為虐。……閱讀胡注體會了他當日的心情，慨歎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淚。因此決心對胡三省的生平、處境，以及他為甚麼注《通鑑》和用什麼方法來表達他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的研究，用三年時間寫成《通鑑胡注表微》二十篇。
這是陳垣將國仇家變寄情史學的自況，亦可說明在面對外患侵略時，史學工作者如何在論著中寄託民族主義思想，而傳統中國史學的“史以致用”念，亦在陳垣的著作中時時顯現；在前引陳垣〈致方豪〉信函中的一段話，頗能概括他個人治史與世變的密切關聯：
九一八以後，世變日亟，乃改授顧氏《日知錄》，注意事功，以為經世之學在是矣。北京淪陷後，北方士氣萎靡，乃講全謝山之學以振之。謝山排斥降人，激發故國思想。所有《輯復》、《佛考》、《諍記》、《道考》、《表微》，皆此時作品，以為報國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數十萬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據，皆托詞，其實斥漢奸、斥日寇，責當局耳。
陳垣在對日抗戰前後及戰爭期間的史學論著，略可為史學工作者在時代變局中，學術研究與時代互動之一例證。
由陳寅恪與陳垣的例證，或可略窺在時代變局中，民族主義史學興起的因素。以陳寅恪而言，他早年的研究注重中外交通和國際關係，反映出他對中西文化和列強侵略中國的關切；中年撰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則從國際關係逐漸轉向中國內部問題，包括政治制度、黨派糾紛、社會階級的分野、權力的轉移等等，國際關係已退居較次要的地位，而提出內政與外患盛衰的連環性，則是陳寅恪以古典述今事之典範；陳垣在“九．一八事變”後的史學著作亦充滿了經世的意圖，以史論史著來正人心、挽風俗，亦為民族主義史學添一注腳。
五、結論
時代變局對史學研究的影響固非風雲忽起，而是點點滴滴積累而成，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可以說是自1840年以降知識分子自覺的總驗收。雖然在考察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時，史學工作者的研究客體，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事實上，史學工作者在面對中國所遭受的內憂外患時，大體並未偏離他們原有的研究領域，或在治學方法上有所改變，僅係在他們原有的領域與研究論著中，體現出對時代的關懷，以古典今事的方式比擬而論。這種在論著中寄託時代感懷之寓意，形成極特殊的民族主義史學發展模式。
由上述分析，可以瞭解民族主義史學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並非改變史學工作者研究的領域，而是在個人的本來研究領域中，寄寓與民族憂戚與共的觀照。此類史學研究方式是極為特殊的，因為在外患侵略變本加厲，國家民族面臨立即而明顯的危險時，中國知識分子所採取的並非親身投入戰場，而是以間接的學術研究方式喚醒民族魂。
當國家民族面臨立即而明顯的威脅時，知識分子是否必須親身投入戰場，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在面臨國家民族絕續存亡之秋，知識分子選擇的救亡圖存方式本即有多種可能，以思想文化喚醒民族魂的間接方式，是當時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選擇的途徑。雖然在面臨類似情境時，個人的選擇可能有所不同，譬如法國年鑑學派創始人之一的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德國納粹入侵法國而加入地下反抗組織，且因失事被補，最後死在納粹集中營。因此，知識分子選擇以學術報國的間接方式，未始不是當時個人去留出處的一種選擇。雖然在對日抗戰前後及戰爭期間，亦有類似胡適、蔣廷黻等學人從政的例子，但整體而言，中國現代史上的知識分子，在救亡圖存之路上，大部分仍選擇以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方式。在史學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民族主義史學之興起，以今事印證古典的方式喚醒民族魂，冀期於歷史中找出可能的解決之道；因此，在民族主義史學興起的過程中，時代變局與學術研究的關連性，是其中的重要關鍵。
考據與經世的雙主題，在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曾經反覆交錯地出現，以學術與世變的角度加以分析，盛世史學大抵以考據為中心，亂世則傾向於經世致用；嘉道間(1796-1840)史學的轉折，即為一典型之範例；而現代中國史學之由經世到考據，主要是受西方史學輸入中國的影響，使樸學考據的幽靈得以借屍還魂。但當時代揮舞變奏的節拍，樸學考據又再度轉向經世的主題，這種雙主題交替出現的情形，可以說是現代中國史學的一個特色。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可以說是自1840年代以降知識分子自覺運動之結晶。雖然在分析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時，史學工作者的研究客體，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因為大部分史學工作者在面對中國所遭受的內憂外患時，大體並未偏離他們原有的研究領域，或在治學方法上有什麼改變，惟在其原有研究領域與論著中體現對時代的關懷；本文分析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以柳詒徵、傅斯年、雷海宗、錢穆、陳寅恪與陳垣等人的史學研究為例，說明民族主義史學興起的時代意義。
本文以考據與經世為軸，分析1919-1945年間民族主義史學的形成與演變，其民族主義基調的強弱，與時代變局恰成正比：時局動盪愈劇烈，民族主義的強度愈大，經世的主題也愈受到重視；而在考據與經世的雙主題變奏中，外患與時局的動盪，使得經世的主題不斷重現，考據之學則隨之減弱；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在時代變局與史學動向之間，可謂環環相扣，史學工作者與社會之間亦結合緊密。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確然有其特殊的時代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