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ming.nongtong.com 吳鳴弄堂

五四史學最突出的，並不在於完成了多少史學著作，或者解決了哪些歷史上的重大問題，而是方法與方法論的革新。處在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面臨舊學與新知並存、中學與西學同在的時代，我們很難明確指出何者為新，何者為舊，其中尤以史學為然。如果我們把古史辨運動視為史學之“新”，那麼，與古史辨運動緊密關連的晚清經今文學運動，是不是一種“舊”？如果我們把杜威實驗主義當成“新”，那麼，胡適用來印證杜威實驗主義的白話小說與先秦文獻，是否為一種“舊”？當胡適推動整理國故運動時，他心中所存想的究竟是國故之“舊”，還是方法之“新”？五四史學即是在此種新瓶舊酒的弔詭中發展，加上中、西文化的交錯，形成諸說並起，甚或急弦嘈切的樣貌。

如果我們把所有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都歸功於五四時期，恐不免有點言過其實；如果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只有破壞而沒有建設，可能也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王國維曾指出，中國現代新史學的成立，端賴新史料的發現[1]，就史學而言，新史料的發現顯然是一個重大的建設，可以用來解決文獻材料和考古材料的問題。

五四時期的史學，對中國現代史學最具意義的，應是提出方法與方法論的優先性。在傳統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當中，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時代像五四時期這般對方法與方法論如此興致盎然。就古史辨運動而言，以顧頡剛為中心的疑古陣營，固然高舉方法與方法論大旗，反對陣營的史地學報派，也同樣從方法與方法論的角度和和疑古派進行論辯，並且雙方都認為自己所用的才是正確的方法[2]。類似情形也出現在胡適和李大釗有關“問題與主義”的辯論上，論辯雙方甚至將“主義”當作一種方法。胡適以杜威實驗主義為其“科學方法”做張本[3]；李大釗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為馬克思唯物論，馬克思主義在此次論辯中也變成了一種方法。

由於五四時期發生儒學解體[4]，造成諸說並起的現象，相關討論，大抵緊扣五四前夕中國知識分子迫切探求文化新契機的渴望[5]，並且希望突破張之洞“中體西用”的舊格局[6]，用新的眼光看待中學與西學的問題。

本文所擬討論者，為五四時期儒學解體、諸說並起的學術環境中，中國現代新史學究竟透過怎樣的方式建構？在建構的過程中，方法與方法論有何關鍵性的意義？

五四運動發生的時代背景極為複雜，學術界對此一運動的定義與解釋，亦莫衷一是，尤其當五四運動與政治、思想、文化、社會等各層面糾結難分時，學者們的解釋更是各出機杼，難有定論。五四時期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急遽轉變的時代，雖然對於五四運動的看法言人人殊，但無論如何，其在學術思想上的影響是有目共睹的。

研究五四運動的學者，對於影響現代中國極鉅的五四運動，一般有兩種基本看法：(一)以五四事件為主的觀點，亦即認為五四僅係一學生的愛國運動；(二)以宏觀的眼光看待五四運動，亦即以整個學術思想的演變來加以探討；兩種說法均有支持者，亦各有其反對者[7]。

如將“五四”設定於政治層面或學生運動、群眾運動之範域，則以五四事件代表“五四”可做一合理的解釋；至於大陸史學工作者對五四運動所做的擴大歷史解釋，將1920年代的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等變化，均歸諸五四運動，則不免於是過度推論，甚或帶有特定的政治色彩[8]。

在政治層面與學生運動之外的“五四”，學術研究工作者慣以新文化運動為思考方向，其內容包含白話文運動與相關之各領域，以及學術思想的轉型等等。

五四時期的學術風氣[9]，大體可以從下列三個方向加以思考：

(一)濃厚的反儒學傳統氣息：不論是提出把線裝書丟到毛坑裡或主張打倒孔家店，都具有這方面的意義[10]。雖然以今日學術眼光來看不免有所偏頗，但對當時的知識分子而言，認為只有這樣纔有可能使中國走向富強之道，而追求富強是晚清以降中國知識分子所日思夜慕的[11]。

(二)科學主義的呼聲甚囂塵上：雖然在討論“問題與主義”的幾篇文章中，胡適曾極力呼籲“多研究些具體的問題，少談些抽象的主義”[12]；然則他自己在提倡“科學方法”時，卻不免有流為科學主義的危險[13]。而此一科學主義的時代風潮，卻成為五四時期各學門的攻堅利器，不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或人文學科，都以“科學”自命，形成五四時期一個極為特殊的現象。

(三)到民間去的呼聲此起彼落：此風氣主要可分為兩個系統，一是以體驗民間生活及鄉村建設為基調的各種運動，另一則是研究民間文化的田野調查之類。前者可以晏陽初“平民教育”和“勤工儉學運動”為代表[14]；至於在研究民間文化方面，則以兩個方向為分支：1.以白話文運動衍生的民歌採集為中心，形成一股採集民歌以編輯現代詩經的風潮；2.到邊疆去的呼喚，形成西北考察熱潮，則與清中葉以降的西北史地研究有相當密切的關連[15]。

由於上述學術風氣的影響，造成五四時期的幾個重要論辯與運動：如以胡適、陳獨秀等人為主的“文學革命派”推行白話文運動，吳宓、梅光迪等人的“學衡派”則與之相抗[16]；張君勱與丁文江的科學與玄學論戰；以北大胡適、錢玄同、顧頡剛等人為主的古史辨運動，引起對立陣營“南高”系統的強力反擊，柳詒徵、劉掞藜等人以《史地學報》為主要陣地，對古史辨運動大加撻伐[17]；以及由社會史論戰引發的史觀之爭，並因而掀起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熱潮等等[18]，均可視為五四學術風氣之切片，其重要意義在在說明了傳統儒學解體、諸說興起的歷史現象。

上述現象中，值得探討的是：在傳統儒學崩解之後，當時的知識分子如何找尋替代方案？這些替代方案是從傳統中探索或向西學取經？在西學與中學之間又如何找到平衡的座標？

而再就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本質而言，若其基本精神可視為一反儒學傳統之運動，那麼，在五四時期紛擾的學術討論中，傳統與反傳統之間的弔詭[19]，產生了傳統／現代、中國／西方的對立與結合，不能不說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一個相當特殊的現象。

五四新文化運動具有儒學解體、諸說興起的意涵，處在此種學術風氣下，史學研究一方面具有傳統再生的力量，另一面則是在反傳統中找尋傳統的現代性[20]。

由於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面臨傳統與反傳統之兩難，因而在找尋替代方案時不免左右躑躅；有西化的一方，自有捍衛傳統之一方，乃陷於膠著難分之境地。因而在討論五四時期的學術風氣時[21]，常面臨傳統與反傳統難以釐清的現象。

五四時期的史學，承繼清代以復古為解放的知識歷程，以及晚清學術的濃厚經世思想，反映出當時史學界對時局變動的敏感性，加上西方文化的衝擊，呈現多元並進、百家爭鳴的現象。

標舉杜威實驗主義旗幟的胡適，表現出有別於傳統知識分子對方法與方法論的濃厚興趣；運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古籍的“整理國故”運動[22]，顯示胡適學術志業的依歸；顧頡剛掀起的古史辨運動，自詡以“科學方法”研究古史，卻也因此招致柳詒徵、劉掞藜等人以《史地學報》為主要陣地，對古史辨運動大加撻伐[23]。新舊學術的交錯雜揉，使五四時期的史學顯得活潑而多樣化。

在這種學術氛圍下，擔負批判中國傳統舊思想與介紹西方新思想的《新青年》，正式將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引發李大釗與胡適等人論戰“問題與主義”，兩種西方思想在五四時期的中國進行交鋒，象徵五四時期知識界大量汲取西學的諸種面向；而馬克思史學輸入中國後，在中國歷史尋求相關階段的論據，引發了1930年前後的“社會史論戰”。而傅斯年所主張的“史料即史學”，則強調利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史料即可使事實顯明，因此致力於擴充史料的範圍以及檢證史料的方法，大異於馬克思史學重視理論的方法，而這兩種史學方法的歧異，成為後五四時期中國史學界的兩種基調，影響至今。

五四時期的思想文化，顯然不是單音或獨白式的存在[24]，而是在各種領域或論戰中，出現激烈的對話[25]。史學是整個學術思想的一環，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史學自不能獨立於思想文化之外。1920年代前後，五四新文化運動帶來整理國故的風氣，而史學顯然被視為“國故”的一部分，甚至成為整理與研究的焦點[26]。但相較於五四時期的思想啟蒙與白話文運動，五四史學受到的矚目顯然較少，其中原因甚多，大要言之，約有下列數端：

(一)五四的根本精神，有礙於史學的獨立發展。在“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下，民族主義代替了理性思考，對需講求獨立學術研究的史學而言，是很難去除的迷障[27]。

(二)五四反映出浪漫主義精神[28]，有利於文學創作而不利於需要縝密思考分析的史學研究。在浪漫思潮迷漫的時代，史學受民族主義的影響，易與政治相結合，而失去其客觀的基本史學倫理。

(三)中學西學的論爭，使中西各種思潮齊聚一堂，有利於思想啟蒙，但亦使史學研究易走向方法與方法論的迷思，而無法進入理性分析的深刻見解。

基於上述因素的影響，五四時期的史學可以說是百花齊放，各式論述層出不窮，以今日的後見之明探討五四史學，將會發現方法與方法論是當時論述的主軸，對於實際的歷史研究，反而著墨無多，這是一個相當值得探索的問題。而方法與方法論不僅是五四史學人物極關心的主題，也成為五四以後中國史學呶呶不休的論述，甚而影響及臺灣史學的發展[29]。從1920年代前後的五四時期，到1949年以後的海峽兩岸，史學工作者不斷重新檢討史學方法與方法論的問題。雖然任何一門學科之得以成立，均有待典範的建構[30]，而建構典範過程中必須不斷重新檢討方法與方法論的正確性，但回顧五四以後的史學發展，對方法與方法論的相關論述，真可謂漪歟盛哉[31]。

今古文問題是中國學術史上長久以來無法解決的糾結，從漢代的今古文問題，列入學官與不列入學官的爭議[32]，到晚清變法論者藉今文立說，在孔子軀殼注入自己的王心論[33]，在在顯現了今古文這個學術公案的爭議性。而今古文之所以陷入長期以來的學術糾葛，部分雖然可能與秦火以降造成的版本、辨偽相關，但大部分時期的真正問題，仍在於現實政治的權力掌控。以清代的今文學發展而言，由常州學派莊存與、劉逢祿一路下來的今文家們，一面致力於學術真偽的考辨，另一面則是學術與現實政治結合，使得晚清的經世思想得以借孔子之屍，還其變法之魂[34]。這種借屍還魂的現象，使晚清今文學派的歷史解釋，依違於考辨學術真偽與為現實政治服務之間，真正切入版本、考據的意涵反而被削弱。基於為現實政治服務的目的，使得今古文之爭不再具有絕對的學術真偽，而成為家法與現實政治的意氣之爭。今文家不斷曲解孔子的意旨，注入自己的變法改革思想，無形中將今文經可能有的學術地位亦加以鏟除[35]。今文學的殿軍康有為，不免成為打倒孔家店的急先鋒，這種弔詭的發展，正好替五四時期的儒學衰頹、諸說並起，做了很好的舖路工作，胡適正巧站在這樣的轉捩點上。

身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燃燈者之一的胡適，在五四時期各種文化向度都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從文學革命、整理國故到中西文化的討論，胡適都親歷其役[36]。而在這些論戰中，不論贊成或反對其理論者，均不能不以他所提出的問題為出發點，余英時教授在《中國思想史上的胡適》認為，「從思想史的觀點上，胡適的貢獻在於建立了孔恩(Thomas S. Kuhn)所說的新典範(Paradigm)」[37]。余英時教授進一步指出，胡適所建立的“新典範”約略具有孔恩所說的廣狹兩義，就廣義方面而言，涉及全套的信仰、價值和技術的改變；就狹義方面而言，胡適的具體研究成果(如《中國哲學史大綱》)，則起了示範的作用。即一方面開啟了新的治學門徑，另一方面又留下了許多待解決的問題[38]。

從余英時教授的論述中，可以了解胡適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構成的整體性影響，正因為這樣的角色，使得在1954年由郭沬若所領導的批胡運動中，洋洋灑灑地舉了八項批判，包括“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歷史觀點”、“文學思想”、“文學史觀點”、“哲學史觀點”、“歷史和古典文學的考據”、“紅樓夢研究”等項目[39]。而從中國大陸出版的8輯《胡適思想批判》來看，可以了解胡適治學範圍的廣泛與全面性，可以說幾乎觸及了廣義人文學的各個面向，但這並不意味胡適在這些專門學術上都有高度的造詣[40]。以研究成績而言，胡適在中國思想史和文學史方面，有較高的成就，這種開創性的成就主要來自他所提倡的方法、觀點和態度。正因為在方法論層面的突破與創新，建立了余英時教授所說的“新典範”，胡適思想的影響力，才擴散到他本行以外的廣大領域[41]。

在審視五四史學的內容時，無可避免的涉及上層文化／下層文化、中國文化／西方文化、新工具／舊材料等問題，晚清的經今古文學之爭，在民國以後已是強弩之末，這不僅涉及今古文何真何偽的問題，而是儒學的地位已然崩解。當儒學成為被打倒的對象，那麼，今古文的誰是誰非還有什麼意義？顧頡剛在《秦漢的方士與儒生．自序》中描述當時以今古文互攻的情形，貼切地表達了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造成儒學崩解的現象[42]。這種擊碎玉連環的方式，將今古文的矛與盾互戳，最後終不免兩敗俱傷。在今古文兩敗俱傷的同時，儒家的高文典冊不再是“聖經”，乃可與通俗文化放在同樣的天平上稱斤掂兩，造成諸子史料化、六經史料化的現象，此時儒家經典與通俗白話小說成為同階的“史料”，並無誰高誰低的成見，甚至在史學研究中，通俗小說的真實性有時反而被視為高過儒家典藉，而五四時期“六經史料化”的現象，可以說是現代史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43]。

為什麼是“六經史料化”，而不是其他？關鍵在於宋代以後儒家典籍形成絕對的威權，從學校到科舉，均以儒家經典為依歸[44]，而六經的內容為上古歷史，以考據為主軸的北方學統，由六經入手論述古代史實的重建，是一符合內在邏輯的發展，古史辨運動的掀起狂濤巨浪，殆源自於此。

因為六經內容本為中國古代的歷史，當此儒學崩解之際，經過晚清以來長久的今古文之爭，不論今文學派或古文學派，都已如舊牆傾圯，古史辨派只須輕加一指之力，便化做石堆瓦礫，甚至在倒洗澡水的時候把嬰兒也倒掉了[45]。

事實上，今古文問題在古史辨運動時期已是強弩之末，面對打倒孔家店的呼聲甚囂塵上，儒家經典的傾頹已是指顧間事；而當儒學崩解之後，如何找尋替代方案成為五四知識分子的迫切課題，不論在中國文化找尋新契機，或在西方文化探索新方向，都具有這一層意義，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正好填補了這一段空白[46]。一方面代表了中國文化的轉型，另一方面又用西方哲學史的論述方式裝點新的門面，這種一手古代一手現代，一手中國文化一手西方文化的模式，有如巴洛克時期的複音音樂[47]，兩條旋律線交錯出現，既照顧到傳統中國文化，又引介了西方文化。胡適一面著手進行整理國故[48]，一面則不忘提倡杜威實驗主義的方法論。雖然許冠三教授在《新史學九十年》中指出胡適引介的杜威思想過於淺薄，只有淺出而沒有深入，但這裡要思考的並非深淺問題，而是被引介的杜威實驗主義在五四時期造成了多大的影響。正因胡適用淺白的文字引介杜威實驗主義，使得當時稍具中學生程度的讀者都能了然其說，其影響乃無遠弗屆。所以，當胡適藉杜威實驗主義的方法論，而以乾嘉考據為方法，論述先秦思想的邏輯方法(名學)，使得中國古代材料運用乾嘉樸學考據，配上杜威實驗主義的方法論，完成了材料、方法、方法論三位一體的學術新典範，使得儒家與先秦諸子放在同一個天平上稱斤掂兩，加速了儒學的崩解，而依附於儒學的“六經”乃面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處境，自章太炎以來的諸子史料化、六經史料化，到胡適手上可謂是千里來龍到此結穴，今古文問題的糾葛亦到此告一個段落。

五四是一個迷信方法與方法論的年代，知識分子們相信方法與方法論的問題解決了，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對方法與方法論的思考並未分門別類，同樣的方法與方法論可以用在相異學門上，形成一法多用的情形。從這個角度來加以觀察，便可以了解為什麼胡適的治學領域可以橫跨文學、哲學、思想、歷史、教育等諸學門；類似情形也發生在後五四時期的郭沫若身上，他既是詩人、思想家，又是史學家，成為自1930年代起到1970年代現代中國的重要學術人物之一[49]。郭沫若在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諸範疇的影響力，和胡適於五四時期所代表的意義類近；其他前五四、後五四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往往也是由方法與方法論入手，涉足於廣義的人文與社會科學諸領域，王國維、梁啟超、胡適、傅斯年、柳詒徵、陳寅恪等人，都代表了這樣的意義，這也是為何五四以後人文與社會科學急於找尋治學新方法的緣由。陳寅恪曾戲寫一付對聯暗諷這個現象，“不通家法科學玄學，語無倫次中文西文”[50]，此聯雖係對科學與玄學論戰而發，但很可以道盡當時學術風氣的一般情形。

因此，在論析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問題時，必須考量五四時期所討論的方法與方法論並非特別針對史學而發，而是面對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時的整體性思考，因而五四時期所發生的各次論戰，諸如白話文學與古典文學、古史辨運動、科學與玄學論戰、社會史論戰等，幾乎都環繞在方法與方法論的問題進行攻防，而在各次論戰中，攻防雙方所持的重要武器即為方法與方法論；以今日的學術眼光來看，五四時期所發生的各次論戰，其實常有以思想為方法、以思想為方法論、以方法論為方法等層次混淆，論述渾沌的現象，思想∕方法∕方法論的交錯運用，常常模糊了論辯的焦點，而且在論戰過程中，並沒有絕對的勝負，僅係局部的、片面的彼此互占上風或處於下風，除了宣稱自己找到學術的真理外，彼此間的說服力其實非常薄弱。因此，如果杜威實驗主義可以用來解決一切學術上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同樣也可以；兩種主義在面對政治現實時，又同樣各自宣稱自己所擁護的真理四海皆準。而這種以主義為思想、方法的模式，其實比較接近信仰，這也是為何五四時期各種主義爭勝，方法與方法論意識高張的原因，因為各種主義的擁護(信仰)者，都宣稱自己找到通往真理的道路，而這條通往真理之路以當時的名詞來說就是“科學方法”[51]。

“科學方法”成為五四時期知識分子解決各種問題的萬靈丹，至於“科學方法”為何，則是言人人殊，各出機杼，彷彿只要戴上“科學方法”的帽子，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

但事實是否如此？當論戰各方都戴上“科學方法”的帽子，那麼，真理站在哪一邊？如果各方主張的“科學方法”都是真理，學術研究又將何去何從？

五四時期引介到中國的各種主義、思想，並非有秩序的，而係片斷的，甚至雜亂或缺少整體認知的；猶似溺水者抓到的任何一支稻草，都當成是救命的倚靠；五四時期西方各種思想紛紛引入中國，其目的在追求中國之富強，這是自1940年代以來晚清知識分子所亟於努力者，這種由張之洞“中體西用論”一路發展下來，迄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理論，與長久以來中、西接觸的主軸，基本上可以說是矛盾的，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亦然。他們一方面舉著“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大旗，另一方面卻又主張全盤西化論，造成了現實政治與西方對抗，文化思想向西方學習的矛盾情緒，而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便形成中國材料／西方方法的奇特模式。

現代中國史學對“方法”的提倡，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1922)、《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1933)，為蓽路藍縷之作[52]。稍後的胡適，更是提倡“科學方法”的燃燈人，主張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53]。但他的整理國故和科學方法其實很有科學主義的意味[54]。在科學主義的涵蓋之下，“科學方法”幾近無所不能；歷史研究顯然屬於“國故”的一部分，同樣應該講求“方法”，尤其是“科學的方法”。

五四時期，有關方法與方法論的著作甚多，如：何炳松的《歷史研究法》(1927)、李泰棻的《史學研究法大綱》(1920)、楊鴻烈的《歷史研究法》(1939)等；此外，兩本代表西方實證史學的著作亦譯成中文，陳韜譯德國伯倫漢(Ernst Bernheim)的《史學方法論》(1926) (Lehrbuch der Historichen Methode, 1889)，李思純譯法國朗格諾瓦(Ch. V. Langlois)和瑟諾博司(Ch. Seignobos)合著的《史學原論》(1926) (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 1887)，亦甚有影響。1920年代前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一些左派史家開始以唯物史觀解釋歷史，以唯物辯證法處理歷史問題，從不同的方向助長了此一強調“方法優先性”的史學意識[55]。

就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而言，梁啟超、胡適、何炳松、顧頡剛與傅斯年，是幾位較具代表性的人物。

五四時期提倡新史學最有力，又最具影響力，可為新史學燃燈者的，首推梁啟超。

梁啟超晚年全心致力於學術研究，尤其1920年歐遊歸國後，講學時間更多，範圍大部分關乎史學，除在清華大學任教外，亦常到南、北各大學講學，對當時青年學子在史學方面的認識極具啟發性。

梁啟超多采多姿的一生，中外學者興趣盎然[56]；亦有部分學者對其史學進行討論[57]。

梁啟超在史學方面的專著與論文，如《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篇》、《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研究六篇》、《先秦政治思想》、〈新史學〉等，對現代中國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產生了重大影響[58]。

影響梁啟超思想與學術的學者，以清代學者最為重要，如黃宗羲、顧炎武、顧棟高、章學誠、趙翼[59]。同時代學者對其有影響的包括康有為、夏曾佑、譚嗣同、黃遵憲、蔣智由、蔣百里、張君勱、丁文江、胡適、嚴復等人。尤其是丁文江、胡適、嚴復等通西文的朋友，直接間接幫助梁啟超接受西洋史家的治史方法或觀點。1918年，梁啟超到歐洲遊歷，接觸了西方的進步思想、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等觀念，這些新思想是他革新史學觀念的重要因素之一[60]。

梁啟超的治史緣起，除了受早年讀史與師友的影響外，其所處的時代亦影響甚巨[61]。或許將梁啟超視為一民族主義史學家，可能較易了解其對中國舊史學之抨擊。

梁啟超認為不將舊史的弊病革除，新史學無從立足。1902年，梁啟超在〈新史學〉中，指陳中國舊史學的弊病有四：(1)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2)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3)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4)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而其所主張的新史學包括：(1)反對歷史為朝廷君主而作，歷史應該為國民而作；(2)提出舊史不能為群體著想的缺點；(3)提出著書的宗旨是為了經世之用；(4)認為中國舊史缺乏探究深遠宏大的理想[62]。

指出中國舊史的四大弊病之後，梁啟超認為舊史根於這些缺點，產生了兩大病症：(1)鋪敘而不能別裁，(2)因襲而不能創作[63]；此處係指史學著作的外在形式而言[64]。

然而，梁啟超對舊史並非感到一無是處[65]；在舊史的體裁方面，他最推崇記事本末體，認為這種體裁與理想的新史最接近，並表示這是過去史學界進化之軌跡[66]。

梁啟超在〈新史學〉中，除了提出舊史學的四個病源外，亦反對中國舊史中的一些觀念；如正統論、書法、紀年等[67]。

基本上梁啟超反對正統的觀念，認為正統論的源起，完全是統治者的私心作祟，是霸者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以箝制人民之口特地製造的，因而他反駁正統論，主張民有統及君無統[68]。

梁啟超反對舊史學中以為書法善則為良史，反之則為穢史的觀點。他認為過去史家之言書法，皆源於孔子春秋之義[69]；他所主張的書法則接近西方的傳統史學[70]。

紀年一直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問題，傳統中國史學的紀年方式為一帝王一年號，甚或一帝有眾多年號，梁啟超認為這種方式造成考史和讀史的不便，因而反對用帝王年號，但也不贊成採西元或黃帝紀元，而主張用孔子紀年[71]。

由於舊史的諸多弊病，梁啟超認為史學需要革命，而史書的著作，可以參考近代的西方史學。梁啟超認為近代西方史學進步的原因有二：(1)客觀資料之整理；(2)主觀的觀念之革新，以史為人類活態之再現，為全社會之業影，而非一家一人之譜錄[72]。

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一章〈史的意義及其範圍〉，闡述史的意義，認為治史者絕不能只知有局部之歷史，而不知有全史，不能侷限於一地或一時代，不能只知有史學而不知史學和其他學科，如地理學、人類學、言語學、群學、政治學、宗教學、法律學、經濟學等的關係[73]。雖然梁啟超的說法，並非畫時代的新見解，因為傳統中國史學將天文志、地理志等均視為史的範圍，但他也擴大增入新的內容，且將舊史中不必要的部分屏除。新史的範圍更充實豐富，且更適合於今日的群眾之需要[74]。

梁啟超於《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論史料的章節有兩章，分別為第四章〈說史料〉，及第五章〈史料的蒐集與鑑別〉。

梁啟超提出三種蒐集史料的方法：(1)匯集同類事，然後加以比對；(2)求消極性的史料，某時代有某種現象謂之積極性史料，某時代無某現象則謂之消極性史料，他認為從消極性的史料中，往往可以看出歷史的意義；(3)博蒐旁證，即廣泛蒐集史料，特別是難以找尋的史料，認為此種方法往往能引起無數史蹟的發現[75]。

蒐集到的史料，須加以正誤和辨偽才可使用，梁啟超認為最直接的方法是舉出有利反證，若無明確反證可使用時，亦須先消極的表示懷疑，第二步則是立假說以後還再審定[76]。

梁啟超認為通史撰寫非易，若能個人各做專史的一部分，合起來即為一部好的通史；他所謂的專史包括下列五種：(1)人物專史；(2)事的專史，即舊史的記事本末體；(3)地方的專史，即舊史的方志體；(4)斷代的專史，如舊史中的斷代史體，但不必以一姓興亡畫分，如“春秋史”、“戰國史”、“晚唐藩鎮及五代十國史”、“宋遼金夏時代史”等[77]；其《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即偏重如何下手研究上述各種專史。

整體而言，梁啟超的新史學，包括：(1)在歷史觀念的革新中，標明“史須為國民而作”的目的，並畫定歷史應包括的範圍；(2)期待良好的中國通史產生(3)留意方法論，參考西方近代史學，提倡中國的新史學。

雖然梁啟超的部分史學觀念遭受批評[78]，但大部分學者仍肯定他在史學研究方面的貢獻[79]。

胡適是中國近代思想學術史上影響極為巨大的學者，從1917年提出文學改良芻議到1962年逝世，40年中胡適幾乎涉及學術與思想的各個領域[80]，其思想具有相當的全面性[81]。而且因為胡適本身著作的複雜性，使得相關討論很難提綱挈領，如《中國古代哲學史》便包括哲學、史學、文學甚至方法論等論題；他晚年所研究的禪宗則牽涉宗教、思想與歷史等範域，在小說考證方面則涉及版本、作者、社會史的背景等層面，因此胡適對研究工作者向來具有濃厚的吸引力。雖然胡適在和李大釗辯論時要人“多談方法，少談主義”[82]，但他自己也無可避免地犯了“科學主義”的毛病，事實上，他所提倡的科學方法乃係清代學者之考據[83]。所以，胡適雖然頭上戴著杜威實驗主義的帽子，實質上他所倡導的“科學方法”，是頗為粗陋的，用胡適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84]，並經由歸納法得出結論。雖然胡適標舉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在他本人的研究中似乎並未超越清代學者的原有系統。

胡適認為國學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國故；而國故中又有“國粹”與“國渣”的分別，所以胡適認為如果不了解國渣，就不懂得何者是國粹[85]。他也反對用附會的方式，對西方的制度或思想進行比較[86]。

由於胡適引進杜威實驗主義[87]，並且杜威本人也在1919-1920年之間在中國巡迴講學，使得杜威著作被廣泛地譯為中文，而胡適自己的博士論文〈中國先秦名學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China)[88]，即是以杜威實驗主義之方法，中國古籍為材料寫成著作之最佳範例。

胡適認為整理國故要用“科學方法”，而且要“擴大研究範圍”，其目的在打破一切的門戶之見，以歷史的眼光來統整歷史的方法，亦即“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批判態度，將中國如何現代化的問題，從科技和政制層面提升到文化層面[89]，因而能突破中體西用的思想格局；為中國學者從清代中葉以後所困惑的中、西學問題，指出了一個新方向；另一方面他也打破了自漢代以來的今、古文之爭，迫使學術界的知識分子從新思考這些問題。

胡適整理國故的方法，簡單地說就是以時代還其時代，「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以唐還唐，以宋還宋，以明還明，以清還清」，而要做到“各還它一個本來面目”的重要方法就是審定史料。

胡適認為審定史料的方法，必須注重證據，而他所謂的證據有五種：(1)史事：書中的史事是不是和作書的人年代相符；(2)文字：一個時代有其特殊的文字，不會在前代出現後世的字彙；(3)文體：一個時代有其自己的文體；(4)思想：胡適認為一個著書立說者的思想應該會有一個系統可以遵循，不致於會有嚴重前後矛盾，思想衝突的情形；(5)旁證：胡適認為前四種都是內證的方法，都是從書中找出來的證據，他認為還有一些證據是從別的書找出來的，稱為旁證[90]。

除此之外，胡適又提出整理史料的三個方法，分別是：(1)校勘，(2)訓詁，(3)貫通；胡適認為作到上述這些方法之後，才算是做到“述學”這項基本功夫[91]。

胡適認為各時代的文學、思想都有一定的特色，而研究歷史必須抓住其時代特色，而後將演進的軌跡找出來。所以他提倡使用“歷史演進法”來研究歷史，而他認為使用歷史演進法的步驟有四：(1)把每一件史實的種種傳說，依先後出現的次序排列起來；(2)研究每件事在每一個時代有什麼樣子的傳說；(3)研究這件事的漸漸演進：由簡單變為複雜，由陋野變成雅馴，由地方的(局部的)變為全國的，由神變為人，由神話變為史事，由寓言變為事實；(4)遇可能時，解釋每一次演變的原因[92]。

但是在排比故事演進過程時，要如何運用這些證據？誤用證據很可能會推出錯誤的結論。所以胡適又提出在運用這些證據之前要先問五個問題：(1)這種證據是在什麼地方尋出的？(2)什麼時候尋出的？(3)什麼人尋出的？(4)地方和時候上看起來，這個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5)這個人雖有證人資格，而他說這句話時有作偽(無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嗎[93]？

胡適在很多地方都使用這種歷史演進法，例如有關井田辨的考證，以及白話小說考訂，特別是《水滸傳》、《三俠五義》、《龍圖公案》、《醒世姻緣傳》、《紅樓夢》等，都是如此。因為胡適認為要了解那個時代的文學，必須先了解那個時代[94]；從這些例子可以略知他如何運用歷史研究法於小說版本之考證。

在歷史研究中，胡適相當重視社會史與生活史的重要性，因此反對寫通史的時候專著眼於政治，而忽略社會史與文化史的層面[95]，而應選擇能代表時代變遷的事實，寫出文化的進退與人民生活的狀況[96]。

胡適提倡的杜威(John Dewey)實驗主義(Pragmatism)，可以說是五四時期影響中國學術界極巨的重要思想。胡適把杜威學說簡化成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論，並用這一套方法批評、分析各種學問，而非著重於杜威的理論架構上[97]。因此，胡適在歷史研究中所重視的，只是一家學術或思想背後的方法與態度而非實際內容。而“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以及“拿出證據來”，就在這種想法之下提出，實驗主義亦成為他治學上的萬靈丹[98]。

胡適將杜威實驗主義的兩個重要方法，“歷史方法”與“實驗方法”運用到中國材料上，對五四時期的學術思想造成了普遍而廣大的影響。在史學方面的貢獻，可分為兩方面來了解：(1)超越儒學的體系：胡適將“六經”與“諸子”納入同一個體系，用平等的眼光對待[99]。雖然晚清以來章炳麟、梁啟超提倡諸子學也有這種傾向[100]，但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所提供的並非個別之觀點，而是一整套的典範，所以才造成了革命性的影響[101]。(2)將通俗文學列入研究範圍：傳統中國學術多以經史為重心，輕視通俗文學，胡適將小說當成社會史、經濟史的材料，擴大了史學的範圍，尤其他將小說版本與歷代政治、思想演變相結合，以補充正史之不足。胡適將小說與儒家經典放在同樣的地位加以批判、研究，脫離了傳統的權威與家派束縛，以平等的眼光對待一切典籍與文獻。對胡適而言，不論儒家經典或話本小說，都只是研究時使用的史料，而無高下之分。

胡適對現代中國史學的貢獻，就廣義而言，是建立了孔恩所謂的新典範。而這個典範是全套信仰、價值和技術的建立與改變。就狹義而言，胡適的研究成果，一方面開啟了新的治學門徑，另一方面又留下許多爭議與待解決的問題。不僅接受他說法的人受到影響，連不接受胡適說法的人也必須從胡適所提出的問題出發，參與相關的學術討論[102]。

而五四時期的年輕史家，如顧頡剛、傅斯年、羅爾綱等人，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都受到胡適學說的影響[103]，因此也影響了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方向。顧頡剛受到胡適歷史演進法的啟迪，創發了“層累造成說”，並激起古史辨運動[104]。傅斯年則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為史料學派的燃燈人[105]。羅爾綱在太平天國史的研究中發展其考證技術，並對史料重新建構與解釋；俞平伯有關《紅樓夢》的研究等等[106]；使得胡適所提倡的方法與方法論，對現代中國學術思想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胡適並非專業史學家，所引介的杜威實驗主義及所提倡的科學方法，亦遭部分負面批評，這些批評包括文字過於淺白、學問只有淺出而沒有深入，或指摘他太過強調實驗主義以及科學方法，但不免流為口號，而非完整之方法論[107]。但反過來說，正因為他的淺白、淺出，才造成這麼大的影響力，幾風靡民國初年知識界的各個面向[108]。胡適是風氣的倡導者，思想的啟蒙家，因此，苛求他介紹一套完整的方法學，或拿他在歷史或古文上的造詣比擬章炳麟和王國維，不免於是將胡適的角色過分放大。而且因為胡適所涉獵的範圍太廣，當然會有不足之處，但如能以其所處時代加以衡量，將會獲得一同情的了解。

何炳松曾任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授課所用課本，多為哥倫比亞大學“新史學”派教授的著作[109]，如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A. Beard)《歐洲史綱》(An Outline of European History)、《現代歐洲史》(History of European, Our Own Time)，詹姆士．魯賓遜(James Harrey Robinson)《西歐史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由何炳松授課的內容，可以看出他在此時期的主要興趣在於將西方史學引介到中國[110]。雖然如此，何炳松對傳統中國史學仍有所關注，他和胡適同時都對章學誠產生興趣，胡適寫成《章實齋年譜》，為此書寫序的就是何炳松。但何炳松對章學誠研究的興趣顯然只是牛刀小試，並未太過用心，因為他認為當時重要的不是振興國學，而是深入理解中國文化。在討論中國文化時，何炳松指出章學誠的學說固然值得研究，但他覺得這種程度已經夠了，無庸過分熱心[111]，因為他覺得過分熱心會有“腐化”的危險；何炳松同時也對當時中國原有的東西不管好壞，只要加上“國”字做為保鏢的武器，如“國醫”、“國術”、“國菜館”，就變成時髦的玩意兒，而這些都是”國學”所引出來的流弊[112]。

以何炳松和胡適的交情，應該不致於和胡適所推動的整理國故運動唱反調，比較可能的解釋是何炳松在這個時期極力鼓吹西方史學的成就，甚至認為用西方的方法論來整理中國舊學(國故)，可能過度抬高這些舊學的地位，而忽略了西洋近代史家對史學的貢獻，因而呼籲中國學者們“多做一點介紹西洋史學的工作”[113]。

何炳松有關章學誠的研究論著，在觀點上與胡適亦有上下床之別，何炳松不採取和胡適一樣的考據方式，而是將章學誠的史學方法與西方史學進行比較分析。何炳松認為章學誠對中國史學有三大貢獻：(1)將著作與材料分離，即指出史學(撰述)與史料(記注)的不同；(2)強調通史的寫作；(3)章學誠對史學主觀與客觀關係的闡述[114]；從這些論述來看，何炳松對章學誠史學的分析，主要是架構於近代西方史學的理論與方法上，和胡適撰寫《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手法可謂如出一轍[115]。但兩人在研究章學誠的取徑，則略有所異，胡適謹守乾嘉樸學考據的方法，何炳松則是用西洋史學的成就來反觀章學誠的史學。反映在著作上的特色自亦有異，胡適重考據，何炳松重思想[116]。胡適推廣“科學方法”時，係採取將西方“科學方法”運用到中國材料的模式，亦即西方科學方法是一條主旋律線，中國材料是另一條主旋律線，形成複音音樂的現象；何炳松則同樣以西方方法為一條主旋律線，但另一條主旋律線則是用西方方法反觀中國史學的考據方法與史學思想；所以，同樣是複音音樂，在主旋律的選擇上卻有所不同，胡適是西方科學對中國材料，何炳松在中西史學的討論上，方法對方法，思想對思想；表面上看起來，何炳松和胡適似乎都論及中、西文化問題，但在手法上卻大相逕庭。

1920年，何炳松應北大史學系主任朱希祖之請，開設“歷史研究法”課程，以魯賓遜(James Harrey Robinson)《新史學》(The New History)為教材，並用該書為“西洋史學原理”課的教材。

如果說胡適是將杜威實驗主義帶到中國的第一人，何炳松則是引介美國新史學到中國的燃燈者，因而北大史學系成為中國最早將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結合者，開啟了往後現代中國史學與社會科學聯姻的先聲。自此以後，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互動，成為探討方法與方法論者所關心的課題，自1920年代迄1990年代的臺灣，可謂歷久不衰[117]。

何炳松正式翻譯魯賓遜《新史學》始於1921年2月，此項譯事獲得北京高等師範大學學生江興若之助；其後因江興若另有他事，倩友人傅東華相助。1921年8月，譯稿完竣，由朱希祖審定，胡適校閱，成為北京大學史學系的講義[118]；1924年，《新史學》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對當時學術界造成巨大的影響[119]，可視為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對現代中國史學的第一波衝擊；其後於1930年前後發生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則是以馬克思史學解釋中國歷史發展，造成眾說紛云所引起的論戰，而其火藥線早在何炳松引介《新史學》時即已埋下，雖然真正點燃這條火藥線的是“科學與玄學”論戰[120]。

魯賓遜所主張的“新史學”特點有四：(1)歷史的實用性：要求史學工作者注意那些與現實有關的史實，反映美國進步史學的實用主義傾向。(2)擴大歷史學的研究範圍，注意歷史上社會力量的發展，不能只研究一些偉大人物。(3)加強與其他社會科學的聯繫，運用社會科學方法研究和預測歷史的發展。(4)重申歷史學研究的客觀性，雖然“新史學”派的歷史學者並不認為歷史是一門不折不扣的科學[121]。

這些主張事實上是美國“新史學”派對德國蘭克(Leopold von Ranke)學派的反動，亦即對19世紀以來科學派史學的反動。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反蘭克科學派的史學於1921年由何炳松先引介到中國，而蘭克史學輸入中國則是1928年傅斯年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事，雖然稍早或可上溯至1926年傅斯年於廣州中山大學創辦語言歷史研究所[122]。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古史辨運動無疑是相當具有爭議性的。擁護者認為是吹響新史學革命的號角，反對者認為是破壞傳統文化的罪魁禍首，而緊咬住“大禹是蜥蜴類”的論題不放[123]，而忽略了古史辨運動對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正面意義。

不同於胡適等人，顧頡剛從未出過國，對科學方法的認知並不多[124]，然而卻無礙其史學成就，主要關鍵在於他所採行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基礎的科學方法”與“故事的眼光”。

就“基礎的科學方法”而言，顧頡剛雖未直接沈浸於國外的科學研究環境，但五四時期“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而且影響顧頡剛最深的老師胡適，是將杜威實驗主義引介到中國的學者，其“歷史演進法”啟發了顧頡剛的史學研究，並因而發展出“層累造成說”。

《古史辨》第1冊出版於1926年，但顧頡剛與胡適、錢玄同討論古史的來往書信卻早在1920年底到1921年初之間就開始了[125]。

由於顧頡剛與胡適有師徒之誼，顧頡剛也和胡適同樣提出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主張[126]，使得古史辨運動很容易貼上杜威實驗主義的標籤，也更加強了顧頡剛受胡適影響而從事古史辨運動的說服力[127]。顧頡剛究心古史固受胡適之啟迪，而他對科學的認知也同他的老師胡適一樣是說得多做得少。如果顧頡剛真的服膺“科學方法”進行古史討論，那麼，他所採取的將是一條一條細密考證史料的歸納法，而不是在一開始就全面否定上古史的可信度，就此點而言，顧頡剛的先有成見而後動手找材料證明其說，毋寧是比較接近“刺蝟式”立論而非“狐狸式”。

顧頡剛一面自詡為以“科學方法”研究古史，一面自清學汲取養分，顧頡剛與錢玄同所引發的古史討論，爰引了康有為立足於今文學攻擊古文的部分，用崔述“考信於六藝”的說法懷疑諸子關於上古之事的可信度，然後再用古文家的說法攻擊今文家。而顧頡剛唯一的宗旨是依據各時代的時勢來解釋各時代的古史[128]，這方面的思想淵源即直承清學而來[129]。

事實上顧頡剛舉起疑古大旗的目的，並不在經學的考據或家派之分野，而是古史之真偽，但因“六經”本為古史之記錄，因此不得不把儒學經典當成要擊碎的對手。用今文家的說法攻古文經，用古文家之說攻今文經[130]，使儒學經典陷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境地。但全面否定古史，考辨那些書是偽書，那些事是偽事，並非古史辨運動的最後成績(雖然這是顧頡剛等人的最初動機)，而是此一運動提出了“六經史料化”的觀念，為現代中國史學注入了新生命。

古史辨運動的形成，非單一線索所能解釋，包括杜威實驗主義、經今古文問題、戲曲與小說、故事的眼光等[131]；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在於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儒學經典與民間戲曲，造成現代中國史學的史料觀念革命。

由於用平等的眼光看待儒學經典與民間戲曲，發展出“典籍史料化”的觀念，典籍史料化係指將傳統中國的目錄學分類拆散，以平等的眼光來看待古籍，這樣一來，經史子集的內容就成為辨偽書與偽事的材料，而無高下等第之分[132]。

從中國近代到現代的學術思想發展來看，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在精神上、思想上有很多和變法派人物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糾結，由康有為“意在尊孔，乃至疑古”的線索[133]，到五四時期結合反儒學思潮而形成的古史辨運動，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在審視顧頡剛的史學內容時，我們發現他所運用的材料、方法，與前此的考證辨偽學者，並沒有太大差異，那麼，何以前人的辨偽工作，並未發展成古史辨運動般的狂濤巨浪？這一點必須從時代背景來加以了解。在崔述進行《考信錄》的辨偽工作時，同時代的學者們正耽於考據之學，不但忽略，甚且鄙夷他的工作；易言之，崔述和他同時代的學者並不在同一範疇進行論辯，而是各自擁有自己的治學領域；因此，不論崔述提出多麼驚人的說法，都不易受到重視；至於康有為在著述《新學偽經考》與《孔子改制考》時，敵對的保守陣營猶方興未艾，附和者亦難造成聲勢，尤其保守派的反擊更使其論點處於岌岌可危之勢。但到古史辨運動時期就不同了，此時參與論辯的學者們(不論贊成或反對)，所使用的材料與方法，都顯示他們是在同一範疇進行討論。這種在同一範疇進行討論問題的方式，使得古史辨運動得以造成風潮，捲起千堆雪，這是其他時代辨偽工作者所沒有的背景，其中將“六經”與“諸子”史料化，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關鍵。

古史辨運動打破儒學定於一尊的古史解釋，使得後來的史學工作者可以用平等的眼光看待一切上古史料，這是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相當重要的里程碑。

顧頡剛曾指出古史辨運動時期研究古代典籍風氣勃興的兩個因素：(1)學問上的束縛解除了，大家可以做自由的批判；(2)文籍考訂學的方法趨於一致，而觀點頗有不同，因此易起辯論[134]。打開研究諸子學的大門之後，經學與諸子學便可以放在同一天平上稱斤掂兩了[135]。提出諸子的重要性，實即拈出古史辨運動對史料觀念的重要突破。顧頡剛注意到儒學對傳統中國的支配性，而現在正是打破這層迷霧的時刻[136]。他明白揭示古史辨運動對史料的看法，也掃除了儒學“經世”理論的支配性，乃能將政治的歸政治，學術的歸學術，並且拋棄儒學舊有的心法，就歷史而論歷史。從諸子學地位的提升，發展到反儒學運動的勃興，毋寧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從辨“偽書”與辨“偽事”，到儒學權威性的崩潰，正好說明了古史辨運動一步一步超越儒學體系的思想線索，因為只有儒學的權威性崩解了，才能將“六經”和“諸子”放在平等的地位，而均視之為研究古史的材料，使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邁向更廣廓的天地。

史料是史學的基礎，對史料觀念的轉變，正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的重要突破，如果不是古史辨運動對史料觀念的重新釐清，那麼，今天的上古史研究很可能仍停留在解經、注經的框限中而難以超脫。

以吾人今日的眼光來看古史辨運動，常有兩種頗為極端的看法；一種看法是衛道之士所特有的，他們認為古史辨運動對上古史造成了無以彌縫的大破壞，使得上古史研究到今仍支離破碎，經過80年的歲月，重建中國上古史依然遙遙無期。但如不經這一番破壞，中國上古信史又將從何建構起？另一種看法是將古史辨運動視為現代中國史學的革命，這似乎又過度誇大了古史辨運動的成績。事實上，古史辨運動僅僅止於是史料學的革命，而不能視為史學革命，因為正是此一運動，重建了史料學的新觀念，將古史研究自經學的附庸獨立出來，使中國史學能夠邁開腳步，擴展史學和史料學的視野，開拓出現代中國史學的新局面。

不論多麼新穎的理論，所有的歷史研究都必須先通過史料這一關，經不起史料考驗的歷史研究，一切無非空中樓閣而已。“沒有史料，沒有歷史”之類的論調，雖然不免失之偏激，而忽略了史學本身的地位[137]，卻道出了史料與史學之間的真實關係。傅斯年說“史料即史學”、“史學就是史料學”[138]，雖不免有史料掛帥之嫌，而忽略了歷史工作者潛心思考的殫精竭智，而在他領導之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也形成所謂的“史料學派”[139]。然而，對史料觀念的重新檢討，無疑有助於我們今天的歷史研究。

身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者，傅斯年在中國現代史學的影響力不言可喻[140]。他曾留學歐洲7年，先到英國入倫敦大學從Charles E. Spearman教授學實驗心理學，兼及生理學與數學。1933年自英至德入柏林大學哲學院研究，除心理學外，還旁聽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與勃朗克的量子論[141]。但後來他既沒有從事這些學科的任何研究，甚至很少提到這方面的學問。

但就其日後事業而言，傅斯年留歐時受益最深的應屬當時德國科學治史的風氣。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傅斯年修習語言學的課程，接觸語言文字考據的方法。後來他所倡導的“史學即史料學”，與當時盛行於德國及其他歐洲國家之“科學的史學”頗為類近[142]。

1926年冬天，傅斯年束裝返國，就任廣州中山學文學院院長之職，兼任文、史兩系的系主任，並創辦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1928年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應聘為第一任所長，至1950年去世為止。自1926年歸國到1937年是他教學與研究上的黃金時代，最重要的學術論著差不多都是在這個時期完成[143]。

傅斯年史學的最大特色，乃係提出材料和工具的重要性，他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認為，凡能直接研究材料、能擴張研究材料的便進步，因而發展出史料學派本於清代樸學考據照著材料出貨的精神[144]，“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並提出近代史學只是史料學的觀點[145]。在方法與方法論方面，傅斯年的具體成就有三：(1)揭櫫近代歷史學只是史料學的宗旨；(2)在方法上發展王國維的二種證據法，力主直接、間接材料並重，並融合中西歷史語言學(philology)治史的門徑；(3)建立中國第一個具有規模的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該所亦成為史料學派的大本營[146]。

傅斯年在史學與史料學的對話中，提出“史學便是史料學”、“史學本是史料學”、“史學只是史料學”等說法，其內涵包含下列意義：(1)認定從史料中獲得大量的客觀知識，而堅實的事實只能得之於最下層的材料；(2)相信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3)肯定史學的對象是史料，史學的本業在於純就史料以探史實。(4)史學的起點為保存材料，蒐集材料；史學的擴充在擴充材料，尤其是史料的發現，足以促成史學的進步，而史學之進步，最賴史料之增加[147]。

至於到何處找尋材料？傅斯年主張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眾中尋方言，到各文化遺址去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問俗[148]。

傅斯年雖然非常重視語言學，認為思想哲學是語言的副產品，並與歷史研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他自認在這方面的研究著力不多，其功力所淬主要在中國歷史。傅斯年認為史學是科學，且與自然科學無別，頗似當時正流行於歐西諸國之“科學的史學”主張。傅斯年所說的“科學”，其實是用科學的方法處理史料。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他開宗明義指出「近代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碰著的史料」，而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149]，而整理史料的方法則是比較不同的史料[150]。他甚至以“史學便是史料學”訂為他在北大講授史學方法導論的“中央題目”，把“史料學便是比較方法的應用”訂為討論〈史料略論〉這一講的主旨[151]。利用科學方法(比較方法)考證史料，再根據確定真偽後的史料重建過去的事實，這是典型的“科學的史學”。因為只有這種歷史才是“純粹客觀”的歷史，才是“科學”的歷史，所以傅斯年堅決反對把歷史當作藝術創作，反對從任何先驗的觀念解釋歷史，更反對歷史當作鼓吹某種意識型態的工具[152]。他更進一步說推論是危險的事，以假設為可能當然是不誠實，所以他強調處理史料的原則是“存而不補”，“證而不疏”，只根據材料的有無多寡說話[153]。材料既然如此重要，研究歷史的人就必須擴張研究的材料。所以，他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說：「我們不是讀書人，我們只是上窮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154]。

傅斯年“史學即史料學”的主張決定了他的學術活動，在他主持史語所期間，雖然不能“上窮碧落”，但他確實“下黃泉”去找新材料。他主持殷墟與城子崖的發掘成果震動全世界，為中國史前史與古代史找到寶貴的新材料。他也在地上找材料，先後為史語所取得居延漢簡13,000餘片，金石拓片25,000餘種，俗曲8,000冊，以及許多敦煌卷冊與善本書。另外有大批明清檔案，亦為1927年冬由傅斯年建議蔡元培以大學院名義向私人購得轉贈中央研究院，交由史語所保管整理。他也推動有系統的整理《明實錄》，並且蒐集到7種版本對校。在語言調查方面，史語所在成立之初即計畫對各地方言進行調查，到1940年已調查的有廣東、湖南、湖北、四川、雲南、徽州的方言。對日抗戰期間，史語所所到之處，每多就地調查，史語所因而藏有大批方言調查資料[155]。

傅斯年將史料的範圍擴及地上文獻材料與地下考古材料，結合了文獻考證學派(疑古派)與文物考證學派(考古派)，使史學研究邁向一個更寥廓的新天地。傅斯年提倡語言學與歷史學的結合，所創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將語言、考古與文獻整理合為一體，使他所主張的“材料擴充”與“工具革新”，必能達到史學進步的理論落實到實踐層面。在傅斯年領導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考古、語言與文獻整理三方面，均有可觀的成績。

上述各人所討論的方法與方法論，對五四史學造成了程度不一、面向多元的影響[156]，部分學者著專書剖析方法與方法論，部分則在相關論文中述及，並非人人皆有融鑄一體之論著，而係對方法與方法論時有縈懷，這是五四時期學術思想的一個共通面向，冀期方法與方法論的解決，可促進現實政治、思想文化等一切問題的解決。

就學術研究而言，檢驗某一個方法對該學門是否有益的最佳途徑，乃是這個方法對實質問題的解決是否有幫助，然後就方法所建構的典範(paradigm)檢討，分析其方法論；所以，就學術發展的一般歷程而言，實質問題的解決有其優先性，而非方法與方法論先於問題而存在。五四時期的學術思想慣常以思想／文化的方法與方法論入手，試圖藉方法與方法論解決所面臨的各種難題。以今日的“後見之明”分析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對當時引介的各種西方思潮、主義、方法與方法論，看似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另一方面卻也是雜亂無章，各出機杼。當我們試圖檢閱五四時期所引介的各種西方思想、主義、方法與方法論時，將會發現這些引介並非有系統、有組織、有秩序的狀態，甚至有點隨機取樣的意味，局部的、零散的各類學說同時出現在五四時期的思想學術界，直教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當各類精闢／粗糙的思想出現在五四時期的學術舞臺，直是五光十色，令人目不遐給，另一方面卻亦是取法維難。這是為什麼五四時期出現的各種論題，在後五四時代繼續燃燒的重要因素，包括科學、民主、白話文學、史學、社會科學等論題，在大陸與臺灣的討論幾乎無時或衰，而結合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樞紐的歷史學，自然成為探討方法與方法論的重要陣地；這是長久以來臺灣與大陸地區歷史學研究強調方法優先性的重要線索，而由何炳松引介魯賓遜《新史學》所引發的結合歷史學與社會科學方法論問題，在1970年代的臺灣，又再度搬上臺面；1990年代以後，方法與方法論在歷史研究中仍屬重要論題，至於臺灣地區的大學歷史系、所課程，亦均將史學方法(論)、研究實習等課程列為必修[157]；臺灣歷史學界強調方法與方法論的優先性，可說是由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一路發展下來的，而史學方法與方法論意識的幽靈，80年來不斷地在臺灣與大陸史學界重現，其影響之深遠由此可見一斑。

筆者並不意味自五四以後，臺灣與大陸地區在史學方法與方法論上沒有任何突破；事實上，每個時期所面臨的學術思想環境不同，縱使處理同一面向的問題，結果仍舊有異。1970年代臺灣史學界掀起的行為科學(社會科學)熱潮，當然不會是何炳松引介魯賓遜《新史學》的翻版，也不會是張蔭麟引介西方社會科學方法治史的狗尾續貂[158]；類似的情形亦出現在大陸史學界，1949年以後大陸史學工作者以馬克思主義為“聖經”所進行的各種運動，從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以論代史”[159]，到1980年代中期以後發出“史學危機”的呼聲[160]，絕非1930年前後中國社會史論戰的餘緒。每個時代有其新的時代命題，但史學方法與方法論意識的歷久不衰，甚至每當面臨新思潮或新運動出現時，方法與方法論就重新下鍋，再度炒熱，這是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影響最深遠者。當然，每一個學門在創新其領域內的研究時，都會面臨新方法的問題，而當新方法創造出新典範後，有關方法論剖析便隨之出現。但筆者所欲指出者，乃係方法與方法論意識的優先性，在後五四時期臺灣與大陸史學界受重視的程度，可能遠遠超過其他學門，而重視方法與方法論的優先性，正是五四史學最具關鍵的影響。這些是長遠以來，臺灣與大陸史學界“方法意識”高張的潛在因素。以臺灣而言，1960年代末期“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s)的介紹及輸入，不僅加強此一意識，而且添入新血，許冠三教授的《史學與史學方法》(1963)即是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161]；1970年代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影響尤為深遠[162]。

每個時代都有符合其時代的新史學，五四時期亦然。當胡適舉起杜威實驗主義的大旗，以實驗主義的方法，用儒家與諸子著作為材料撰寫其博士論文〈中國先秦名學之發展〉(《中國古代哲學史》)時，建立了新方法用在舊材料上的新意義。

雖然胡適一生治學以中國研究為主，但他卻是著名的全盤西化論者，正好顯現了複音音樂多主旋律的特性；何炳松於1921年將美國史學家魯賓遜的《新史學》譯為中文，卻在1935年參與起草和發表〈十教授宣言〉，提倡中國文化本位[163]。

這種差異正好說明了五四史學雖然都在中、西文化的論題上打轉，不論是杜威的實驗主義，魯賓遜的新史學，甚至學衡派引介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965-1933)的新人文主義(Neo-Humanism)[164]，都顯現了五四時期文學、史學、文化諸問題的眾聲喧嘩[165]。因此，檢討這段時期的史學發展，似不能只扣緊史學的命題，而須將史學當成整體中、西文化的衝突與融合來加以觀察。

在這類討論中，還有一個必須釐清的觀念，即西方文化並非單一的、或精當無誤的，同樣都是引介西方文化，白話文運動的反對者學衡派，引介新人文主義、新古典主義，就和胡適所引介的杜威實驗主義不同，但都是西方文化的一支。所以，西方文化本身亦是一種複音音樂的樣式，當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中、西學術的對立與融合中發展，中國文化本身有其複音音樂的特性，加上西方文化的複音，彼此交錯、對立、融合，形成五四新文化運動內涵的多樣性，這種複雜的眾聲喧嘩，顯然不是中國／舊學、西方／新學、中國／傳統、西方／現代，這類二元分法所能完全解釋，這也是為何胡適要提出國粹／國渣對立論述的關鍵[166]。在中、西文化的取向上，我們看到胡適所採取的方式主要是西方方法／中國材料的模式，雖然他是著名的全盤西化論者，但顯現於論著中的卻以中國部分居多；而在五四時期同樣主張向西方學習的何炳松，則是一心一意地將西方史學介紹到中國來，他和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徐則陵[167]，均為致力西方史學輸入中國的重要學者。徐則陵和何炳松所引介的西方史學，大抵從理論入手，而且直指西方近代史學，他們和胡適、梁啟超所採行的方式是大異其趣的，胡適和梁啟超對西方史學的引介，常常是呼籲大於實踐。

五四新文化運動造成的儒學崩解，使知識分子們忙於找尋替代方案，這些方案中，有的是新瓶舊酒，如胡適的杜威實驗主義裝了乾嘉考據的舊酒；有的是以主義為方法，如馬克思主義以方法的面貌出現[168]。1930年前後的社會史論戰，學者們試圖以馬克思主義解釋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參與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學者，基本上都穿著馬克思主義的紅色甲冑登場，爭議焦點其實是參與論戰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不同，造成對階段的年代畫分與解釋有異，這種以同一思想對中國歷史發展各階段做出不同解釋的情形，不僅在1930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時出現，1949年以後的中共史學又再度出現，爭論的焦點仍在奴隸制度之有無、資本主義萌芽與中國上古史分期等問題[169]。而中國大陸在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更發展出儒法鬥爭、厚古薄今、以論代史等史學論題或指導原則[170]。
　　五四史學便是在各種主義／方法、方法／方法論、思想／方法、思想／方法論、思想／主義雜揉的交鋒中發展的，於是我們看到各種主義、思想、方法、方法論彼此爭勝，呈顯了儒學崩解，亟尋新索的焦切。

從五四時期所輸入的各種方法與方法論，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眾聲喧嘩，各種學說、思想均非以單音音樂(monophony)的樣式存在[171]，而係以複音音樂的樣式出現。

包括史學方法與方法論在內的各種思潮，其目的都不是為了解決單一的問題，而是企圖在思想、文化、社會、方法、文學諸領域中尋求可能的解決方案，其旋律並非以單音的樣式出現，而以複音的形式互為主奏旋律，從新文學運動中白話與文言的論爭、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古史辨運動、科學與玄學論戰，一路延燒到193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我們看到琳瑯滿目的各式思想、主義、方法、方法論，猶似電光石火，五光十色，令人目不遐給。而在各次大小論辯中，我們聽到不同時期、不同論辯場次出現了各式各樣的主奏旋律，如白話文運動中以文學為主奏旋律，科學與玄學論戰的主奏旋律是思想，問題與主義的主奏旋律是方法，古史辨運動則是儒學與反儒學、杜威實驗主義、民俗與戲曲等諸旋律交次出現。至於中國社會史論戰則是以史學為主奏旋律，以馬克思主義為主題，形成主題與變奏的樣式[172]。

由上述五四時期各場論戰的內容，可以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駁雜，對研究者而言，最困難的是如何找到主奏旋律，因為這場思想文化運動不像是其他有明確主題的歷史事件，以單一的旋律登場，其餘只是和聲伴奏。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各範域的主題都可能成為主奏旋律，形成多旋律線的現象，加上待解決的問題綦多，因而混雜了各種相干不相干的思想學說，形成眾聲喧嘩樣式，而五四知識分子為找尋文化新出路的急弦嘈切，亦是可以理解的了。

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涉面向既廣，論題亦非單一，而被視為最具統合功能的歷史學範疇所受衝擊亦最巨大。五四時期的各場論戰幾乎均涉及歷史層面，因而學者們提出的各種解決方案中，史學一直是焦點所在。中、西文化的衝突與融合，白話文學與文言的對立論述，古史辨運動對傳統史學的挑戰，杜威實驗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對壘，在在顯現了五四時期學術思想複音音樂的多旋律樣式，在各種方法與方法論的對話中，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成為涵蓋面極廣的主奏旋律，當這些方法與方法論在不同領域發揮作用時，我們發現各領域所使用的方法與方法論雖有其分殊，在本質上卻是理一的。因此，在檢討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時，過度局限於史學層面，可能無法探析五四時期學術思想的全貌。就學術研究而言，除了少數著作具有典範的意義[173]，大部分僅止於提出問題[174]，並未獲得實質解決。歷經80年的雨露風霜，五四的論題仍繼續燃燒。但除了提出諸如“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175]、“中國的文藝復興”[176]，“全盤性反統主義”[177]，或其他各種相關解釋之外，五四新文化運動究竟完成了哪些“典範”，以及如何開啟後五四的學術思想，似乎很難明確指出。本文提出方法與方法論意識，旨在說明五四史學真正的貢獻，並非解決了哪些重大的歷史問題，或提出哪些至當歸一的理論，而是揭櫫方法與方法論的優先性，這個觀念影響了後五四時期80年來臺灣與大陸地區的史學研究。至於局部問題的解決，諸如“大禹是否為蜥蜴類”，“中國是否存在奴隸社會”，“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於何時”等問題，便顯得不是那麼重要了。至於余英時教授慨歎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史觀學派與史料學派分道揚鑣所造成的不幸[178]，如果從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加以釐析，或可略窺其可能的發展軌跡。從這個角度思考，或許可以比較直接切入五四史學的中心論題，而避免陷入傳統／反傳統、中西文化衝突／融合的論辯。而對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何以影響如此深遠，便可以獲得一較合理的解釋。

[1] 王國維認為，自古以來新學問的發展大都由於新發現，諸如孔壁古文、汲冢竹簡等，晚近發現之殷墟甲骨文與敦煌文書等大量資料，尤多於前代，使當代成為“發見時代”；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學衡》，45 (上海，1925. 09；本文所據為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1年景印本): 6151-6163; 所引在6151。

[2]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83-92。

[3] 雖然有學者指出胡適的科學方法其實是一種科學主義；郭穎頤(D.W.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林毓生(Lin Y-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91-92.

[4] 林毓生教授以“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儒學普遍王朝的崩潰”，解釋五四時期的反儒學運動；林毓生(Lin Y-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85, 89, 91-92；林毓生，《思想與人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78-89。

[5]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10-11。

[6]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11-15。

[7] 有關五四的定義，參考：周策縱(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60)；陳曾燾(Joseph T. Che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 The Making of a Social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Leiden: 1972)；林一新，〈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0. 6(臺北，1977. 06): 14-22。。

[8] 這方面的著作甚多，較具代表性的如：胡繩武、金沖及，《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7-57。

[9] 周策縱教授以1917-1921為五四時期的上下限，其解釋為1917年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學為中心的新思想和新文學運動，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聲，具有關鍵性的意義；1921年以後，新思潮運動的方向轉到政治上，不再是單純的思想運動，因而以此年為五四運動的下限；周策縱又將此一時間斷限以1919年5月4日為中點，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新知識分子以新思想灌輸學生及青年；後期則開始攻擊傳統與保守主義，並將運動的方向擴及到知識活動的範圍以外；周策縱(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1-3。張玉法教授主張1915-1923年間(甚至以後)為五四運動的上下限，以1915年為五四運動啟始年代的理由有三：(1)1915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引起當時普遍的反日情緒，這種情緒到19198年巴黎和會，中國不能從德國手中收回山東利權而爆發，釀成反帝國主義，特別是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2)《新青年》創刊於1915年9月；(3)白話文運動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課題之一，這個運動最早由胡適於1915年發起於美國；而五四運動止於1923年的原因，張玉法教授認為也有三個理由：(1)《新青年》停刊於1923年12月；(2)五四時期的思想特徵是百家爭鳴，而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東西文化論戰、科學與玄學論戰，都發生在1922年而止於1923年；(3)五四運動在政治上最大的成就是民眾的政治覺醒和國家統一的要求，1923年國民黨在統一的大目標下開始聯俄容共，奠定1928年北伐的基礎。但張玉法教授也指出，如果從反帝國主義的角度而論，五四運動的時代可以延伸到1925年的“五卅慘案”；而如果就學術思想自由的風氣而論，也可以延伸到1930年前後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張玉法，《中國現代史》，上(臺北：東華書局，1980)，253-264。本文對“五四運動”、“五四時期”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採取廣義的說法，包括1915年《新青年》雜誌創刊至1923年前後的“科學與玄學”論戰，其間各種思想、文化、政治、經濟之變遷。本文使用五四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時期，均廣泛地指這段時間學術思想之變化，與張玉法教授所稱之“啟蒙運動”略等。

[10] 關於五四反傳統運動，可參考：林毓生(Lin Y-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85, 89, 91-92；陳昭順，〈五四時期的反儒學思潮〉(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未刊稿)；彭明輝，〈古史辨運動與五四反儒學思潮〉，《史學集刊》，20(臺北，1988. 05): 265-324。

[11] 史華慈教授(Benjamin I. Schwartz)在這方面有精闢的見解；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Havard University, 1964)；另，黃進興，〈梁啟超的終極關懷〉，《史學評論》，2(臺北，1980. 07): 85-100，對此亦有深入分析。

[12] 胡適，〈問題與主義〉，《胡適作品集》，4(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142；相關討論可參考：林毓生，〈「問題與主義」論辯的歷史意義〉，收入：余英時(等)，《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2)，63-71；胡適主張對於各種主義與學理都應該研究，但「祗可認作一些假設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祗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認作金科玉律的宗教」。胡適，〈問題與主義〉，《胡適作品集》，4/142。

[13] 郭穎頤(D.W.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林毓生(Lin Y-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pp. 91-92.

[14] 關於晏陽初的平民教育，參考：李孝悌，〈平教會與河北定縣的鄉村建設運動〉，收入：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8/301-334；勤工儉學運動以“少年中國學會”為中心，對當時的青年學生頗具號召力；參考：陳正茂，〈少年中國學會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未刊稿)。

[15] 有關清中葉以降到1949年間的西北史地研究，請參閱：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333-352。

[16] 關於學衡派的討論，參考：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1984)，61-120。

[17] “南高”指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4年易名為東南大學，1929年改名為中央大學，即今大陸南京大學的前身，亦為臺灣中央大學前身。在白話文運動的反對陣營中，《學衡》的主編吳宓是反對白話文最力的，學衡派的其他要角，如柳詒徵、胡先驌與劉伯明等人則任教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學報》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研究會”之機關刊物；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79-91。

[18] 如陶希聖創辦《食貨半月刊》開啟研究社會經濟史的風氣，即起於社會史論戰；有關馬克思主義史學輸入中國，以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風氣的形成，參考：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 L. 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此外可參考：杜正勝，〈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探索──特從理論、方法與資料、課題論〉，收入：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編)，《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青峰出版社，1991)，25-76；潘光哲，〈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鄭學稼，《社會史論戰簡史》(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78)；逯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79)，29-53。

[19] 余英時，〈五四運動與中國傳統〉，收入：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113-124。

[20] 近年大陸出版的幾本有關中國近代史學專著，將五四時期引介的西方史學，均列為資產主義的史學，似有落入既定框限之嫌，而忽略了各種思想與方法的分野；且均視馬克思史學之輸入為中國新史學的曙光，亦有太過政治化之嫌；袁英光、桂遵義，《中國近代史學史》，下(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320-435；胡逢祥、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309-370；馬金科、洪金陵，《近代中國史學發展敘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207-421。

[21] 關於五四學術風氣的討論，杜維運教授認為民國以來的自由學風取代了清代的篤實學風，形成輕浮、謾罵的學風，與本文所論尋求新知、到民間去之風氣，是兩個層面的問題，杜維運教授著重學者個人的氣質修養，本文則從大時代的背景加以考量，兩者的討論基礎非一，不可一概而論。參考：杜維運，〈民國以來的學風〉，收入：杜維運，《聽濤集》(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5)，207-266。

[22] 陳以愛，〈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早期的發展(1922-1927)兼論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未刊稿)，111-178。

[23]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1-14; 52-127。

[24] 單音、獨白(monologic speech)：語出巴赫汀的文學評論，意指唯我獨尊、自閉自足的言談思維方式；M. M. Bahktin,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ed. and trans. by Emerson (Minneapolis: Minesota University press, 1984), 166.

[25] 對話(Dialogism)：語出巴赫汀，意指一種不斷與他我或他人交相融接、衝激來往的言談思維方式，指向一意義更開放及自由的天地；M. M. Bahktin,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166.

[26] 陳以愛，〈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早期的發展(1922-1927)兼論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69；汪榮祖，〈五四與民國史學之發展〉，杜維運、陳錦忠(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3(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509；汪榮祖教授指出，1920年代與1930年代的學術期刊中，以史學刊物為最多，汪榮祖所據為余秉權，《中國史學論文引得》，〈序〉。

[27] 汪榮祖，〈五四與民國史學之發展〉，杜維運、陳錦忠(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3/505-539。

[28] 李歐梵，〈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收入：周策縱(等)，《五四與中國》(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79)，295-315。

[29] 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 11(臺北，1985. 10): 36- 43。

[30] 有關典範的說法，參考：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王道還(編譯)，《科學革命的結構》(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53-66。

[31] 本文的論述主體，係以五四時期的方法與方法論為中心，探索五四前後各式方法提出的背景及其影響，至於五四史學在各斷代或專史領域解決了哪些問題，則非本文所欲檢視。而關於五四時期個別史家的史學研究，論者已多，本文不擬在此多費筆墨，惟在論述過程中，將酌量徵引各學者的相關論著。因此，個別史家的成就，個別史家的史學論著或影響等，均非本文重點。

[32]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1(臺北：三民書局，1993)，237-244。

[33]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出版公司，1987)，164-183。

[34]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32。

[35]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193-208。

[36] 余英時，《中國思想史上的胡適》，19。

[37] 余英時，《中國思想史上的胡適》，19。

[38] 余英時，《中國思想史上的胡適》，20。

[39] 逯耀東，《胡適與當代史學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87-121；余英時，《中國思想史上的胡適》，28。

[40] 許冠三教授認為胡適因對義理的缺乏了解，因而以方法與方法論來掩飾其思想的不夠深刻；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 1900-》，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164-169。

[41] 余英時，《中國思想史上的胡適》，29；但杜維運教授對這點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現代中國史學的“科學方法”，其實是乾嘉考據的現代版；杜維運，〈民國史學與西方史學〉，收入：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2(臺北，1985)，344-358。

[42] 顧頡剛說：「今文家攻擊古文經偽造，這話對；古文家攻擊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這話也對。我們今天該用古文家的話來批評今文家，又該用今文家的話來批評古文家，把他們的假面目一齊撕破，方好顯露出他們的真象。」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序〉(臺北：里仁書局，1985)，5；不過在這段話的後面，顧頡剛也認為這樣的看法是有點偏的，他說：「這番議論從現在看來也不免偏，偏在都要撕破，容易墮入虛無主義。但在那時，當許多經學家在今、古文問題上長期爭議之後，我覺得這是一個極銳利，極徹底的批評，是一個擊碎玉連環的解決方法，我的眼前彷彿已經打開了一座門，讓我們進去對這個二千餘年來學術史上的一件大公案作最後的判斷了。」

[43] 彭明輝，〈顧頡剛與中國史學現代化的萌芽：以史料學為中心的探討〉，《國史館館刊》，復刊12 (臺北，1992): 9-24。

[44] 這裡不上溯到漢武帝採董仲舒〈天人三策〉之議而獨尊儒術的緣由，是因為魏晉、隋唐時期，儒學並未構成唯一的權威；有關史學脫離經學而獨立的討論，參考：逯耀東，〈經史分途與史學評論的萌芽〉，《大陸雜誌》，71. 6 (臺北，1985. 12): 1-7。

[45]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297。

[46] 余英時，《中國思想史上的胡適》，10。

[47] 複音音樂(polyphony)：係根據對位法(counterpoint)作曲，在和協的原則之下，參差進行兩個或兩個以上獨立性的曲調。西洋音樂自上古起至900 A. D.左右，所有古代希臘音樂皆屬單音音樂；到了第10世紀，由於奧爾港農(Organum)的發明，開始進入複音音樂的時代。其後由於拉梭與巴勒斯替納等人的倡導與改進，複音音樂始具備健全的形式，採用對位的方法創作卡農與賦格等樂曲。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憑藉其浩瀚的才華，寫出了無數美麗的曲調，而使複音音樂獲致千古不滅的光輝。複音音樂特別注重每一聲部的旋律性，部分樂段以A旋律為主奏聲部，部分樂段以B旋律為主奏聲部，亦有部分樂段為兩條主旋律互相對話的情形，有異於以和弦伴奏旋律的主調音樂。在複音音樂中，每一個聲部的旋律都可能成為主奏聲部，也可能轉換為伴奏聲部，或彼此對話；重要的複音音樂包括經文歌、輪唱曲、卡農、複調彌撒曲與賦格等。參考：Don Michael Randel, The New Harvard dictionary of music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645; Stanley Sadie,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Vol.15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Washington, D.C.: Grove dictionaries of music, 1995), 70-72;王沛綸(編著)，《音樂辭典》(臺北：音樂與音響雜誌社，1989)，397。

[48] 陳以愛，〈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早期的發展(1922-1927)兼論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111-132。

[49] 胡適與郭沫若的種種恩怨情仇，逯耀東教授有鞭辟入裡的分析；參考：逯耀東，《胡適與當代史學家》，87-158。

[50] 北伐成功，全國統一，政府派羅家倫接長清華，羅家倫去看陳寅恪，羅家倫贈以所編新書《科學與玄學》，此書記載張君勱、丁文江辯論的舊事，陳寅恪翻了翻便說：「志希，我送你一聯如何？」羅家倫說：「甚好，我即刻去買上好的宣紙來。」陳寅恪說：「不用了，你聽著：不通家法科學玄學，語無倫次中文西文。」蔣秉南，《陳寅恪編年事輯》(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5)，63。

[51] 郭穎頤(D.W.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林毓生(Lin Y-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91-92.。

[52] 黃進興，〈論「方法」及「方法論」：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收入：康樂，黃進興(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臺北：華世出版社，1981)，21- 42；所引在25。

[53] 胡適說：「新思潮對於舊文化的態度，在消極的一面是反對盲從，是反對調和；在積極的一面，是用科學的方法來做整理的工夫。」胡適，《胡適文選》(臺北：文星書店，1967)，51。

[54] 胡適談到科學方法時說：「科學的方法，說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方法只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在歷史上，西洋這三百年的自然科學都是這種方法的成績；中國這三百年的樸學也都是用這種方法的結果」。胡適，《胡適文選》，360。

[55] 黃進興，〈論「方法」及「方法論」：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康樂、黃進興(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25；黃進興教授在文中並指出：中國社會史研究的開山者陶希聖先生回憶當年的“社會史論戰”，略謂此次論戰的參與者將“社會史”視為史學的研究方法，而非史學研究的分門別支。這種觀點對於今天已經習慣於學科分類的人們，似乎十分奇特，但倘若我們把此一觀點放入長遠以來“方法意識”的潮流，則其中的真切涵意便能凸顯出來。

[56] 對梁啟超事功作全面性研究最著名的是張朋園教授；參考：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臺北：食貨出版社，1981)；對其思想作全面性分析者，有美國學者李文森(Joseph Levenson)、張灝、黃宗智，此三人皆有專書著作；Joseph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Mind of Modern China，張灝，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黃宗智著有《梁啟超與近代中國之自由主義》，此書晚於Joseph Levenson之著作，對於Joseph Levenson將梁啟超情感與理智二分的觀點已有所匡正。

[57] 本文無意探討梁啟超的整體史學研究成績，而將焦點集中於方法與方法論，對梁啟超史學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下列相關著作：(1)汪榮祖，〈梁啟超新史學試論〉，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2(臺北：華世出版社，1976)，955-968；(2)林德政，〈梁啟超對傳統史學的態度及其新主張〉，《成大歷史學報》，16(臺南，1990. 5): 229-255；(3)林德政，〈論梁啟超的治史方法〉，《歷史月刊》，14(臺北，1989): 154-155；(4)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 1900-》，上/9- 53；(5)羅炳綿，〈梁啟超對中國史學研究的創新〉，《新亞學報》，10. 1(香港，1971): 148-268；(6)康虹麗，〈論梁任公的新史學和柳翼謀的國史論〉，收入：杜維運、陳錦忠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3/429-498；(7)張朋園，〈梁啟超與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6. 1(臺北，1973. 03): 1-15。梁啟超本人有關方法與方法論的著作，可參考：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內含〈新史學〉、《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合刊本》)(臺北：鼎文書局，1994)，下文引述梁啟超本人之著作，未特別標明者皆出自此書所錄。

[58] 康虹麗，〈論梁任公的新史學和柳翼謀的國史論〉，杜維運、陳錦忠(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3/429-430。

[59] 羅炳綿，〈梁啟超對中國史學研究的創新〉，《新亞學報》，10. 1: 157-161。

[60] 羅炳綿，〈梁啟超對中國史學研究的創新〉，《新亞學報》，10. 1: 167。

[61] 汪榮祖教授在討論梁啟超的思想時，指出梁啟超之學旨在“經世救民”，並說明梁啟超的史學是「經世之史學也，自由之史學也，民族之史學也」；汪榮祖，〈梁啟超新史學試論〉，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2/ 958；羅炳綿也認為在國家存亡之際，知識分子挺身而出是常有的事，因此他認為在史學觀念中，梁啟超往往會有前後不同的看法和主張，但有一點始終未變者，即欲藉歷史以刺激中國人的愛國心；羅炳綿，〈梁啟超對中國史學研究的創新〉，《新亞學報》，10. 1: 148。

[62] 梁啟超，〈新史學〉，4-6。

[63] 梁啟超，〈新史學〉，7-8。

[64] 梁啟超，〈新史學〉，9。

[65] 梁啟超承認舊史仍有某些優點；相關討論可參看《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二章〈過去中國之史學界〉；在史家方面，梁啟超認為劉知幾是中國史家中最出類拔萃者，「事理縝密，識力敏銳，其勇於懷疑，勤於綜核，王充以來，一人而已」；他將劉知幾、鄭樵和章學誠並列，認為「自有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然後中國始有史學」；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69。

[66]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64。

[67] 這方面的討論，參考：梁啟超，〈新史學〉，26, 33-39。

[68] 梁啟超認為：「中國史家之謬，未過於言正統也。言正統者，以為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於是乎有統……千餘年來，陋儒斷斷於此事，攘臂張目，筆鬥舌戰，支離蔓衍，不可窮詰，一言以蔽之曰，自為奴隸根性所束縛，而得以搧惑人之奴隸而已。」梁啟超，〈新史學〉，26。

[69] 梁啟超指出：「春秋之書法，非所以褒貶也……春秋之作，孔子所以改制而自發表其政見也，生於言論不自由時代，政見不可直接發表，故為之符號標誌焉，以代之，書尹氏卒，非貶尹氏也，借尹氏以譏世卿也，書仲孫忌帥師圍運，非貶仲孫忌也，藉仲孫忌以譏二名也。」梁啟超，〈新史學〉，33。

[70] 梁啟超提出的書法是：「當如布爾特之英雄傳，以悲壯淋漓之筆，寫古人之性行事業，使百世之下，聞其風氣，贊嘆舞蹈，頑廉懦立，字跡其精神血淚，以養成活氣之人物，……吾以為書法者，當如吉朋之羅馬史，以偉大高尚之理想，褒貶一民族之全體之性質，若者為優，若者為劣，某時以何原因而獲強盛，某時以何原因而至衰亡。至後起之民族讀焉，而因以自鑑曰：無儕宜爾，無儕宜勿爾。」梁啟超，〈新史學〉，36。

[71] 梁啟超，，〈新史學〉，39。

[72]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43。

[73] 梁啟超，《新史學》，7。

[74] 羅炳綿，〈梁啟超對中國史學研究的創新〉，《新亞學報》，10. 1: 174。

[75]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111-118。

[76] 金毓黻對梁啟超鑑別史料的方法頗為推崇，《中國史學史》云：「梁氏之所謂鑑別，即吾之所謂整理。鑑別者，整理之始功，整理者，鑑別之終事也。故不精於鑑別，不能侈言整理，蓋自羅王諸氏，以及中央研究院之致力於此，蒐集整理之功，可謂著有成績，而梁氏又言其方法，以為蒐集整理之準，近代史學之趨勢，此蓋其一端也。」金毓黻，《中國史學史》(臺北：鼎文書局，1983)，350。

[77]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182。

[78] 林德政教授即認為梁啟超主張孔子紀年的方式不合時宜；林德政，〈梁啟超對傳統史學的態度及其新主張〉，《成大歷史學報》，16: 247；有關專史與通史的寫作，羅炳綿教授對梁啟超認為個人各做一部專史合起來便成一部很好的通史，是一種過於理想化的想法；羅炳綿，〈梁啟超對中國史學研究的創新〉，《新亞學報》，10. 1: 213。

[79] 許冠三教授教授認為梁啟超：「不僅是首創“史學革命”的新史學開山，理論和實踐並重的史學巨靈，而且也是才學識兼長和影響最為廣泛的現代史林泰斗。」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 1900-》，上/3。

[80] 中共在1954年對胡適思想進行批判，其中包含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歷史觀點、文學思想、哲學觀點、文學史觀點、歷史與古典文學的考據、紅樓夢研究等項目，可了解胡適涉獵範圍之廣泛；逯耀東，《胡適與當代史學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126-127。

[81] 胡適是臺灣與大陸地區的熱門研究對象，相關著作可謂汗牛充棟，本文不擬費事贅述，而僅就史學方法與方法論部分略加討論；對胡適研究或胡適史學有興趣的讀者，可參下列著作：(1)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2)呂實強，〈胡適的史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臺北，1983)，581- 616；(3)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1900-》，上/137- 172；(4)逯耀東，《胡適與當代史學家》，3-158；(5)周質平，《胡適叢論》(臺北：三民出版社，1992)；(6)胡適，《胡適口述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7)王震邦，〈臺灣近三十年來的胡適研究(傳記類專著部分)〉，上，《國文天地》，6. 9(臺北，1991. 02): 108-111；(8)王震邦，〈臺灣近三十年來的胡適研究(專論類專著部分)〉，下，《國文天地》，6. 10(臺北，1991. 03): 107-111；(9)朱鴻召，〈文化與政治的岐途──胡適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文化月刊》，203(臺北，1997. 02): 73-87；(10)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胡適之先生雜憶〉，《歷史月刊》，70(臺北，1993. 11): 68-76；(11)張朋園，〈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分子的親和與排拒〉，《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下)(臺北，1986. 12): 81-108；(12)蔡學海，〈胡適對史學方法論及文化史的見解和貢獻〉，《大陸雜誌》，67. 2(臺北，1983. 08): 3-26。。

[82] 胡適，《胡適作品集》，4/113-126。

[83] 胡適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文中說：「中國舊有的學術，只有清代的“樸學”確有“科學”的精神。」胡適，《胡適作品集》，4/155-185。又，杜維運教授認為現代中國史學的“科學方法”，其實是乾嘉考據的現代版；杜維運，〈民國史學與西方史學〉，收入：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2/344-358。

[84] 胡適，《胡適作品集》，4/182。

[85] 胡適整理國故的主張是：「所以我們現在要擴充國學的領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過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門戶成見：拿歷史的眼光來統整一切，認清了“國故學”的使命是整理中國一切文化歷史，便可以把一切狹陋的門戶之見都掃空了。整理國故，必須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以唐還唐，以宋還宋，以明還明，以清還清；以古文家還古文家，以今文家還今文家；以程朱還程朱，以陸王還陸王，……各還它一個本來面目，然後評判各代各家各人的義理的是非。不還它們的本來面目，則多誣古人。不評判它們的是非，則多誤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它們的本來面目，我們絕不配評判它們的是非。」胡適，《胡適作品集》，7/9。

[86] 胡適反對今文學家稱基督教是墨教的緒餘，墨家的巨子就是矩子，而矩子就是十字架的說法；胡適認為應該採用西方經濟、社會、語言制度來比較，進一步發現中國的性質與價值。例如胡適所寫的《墨子》經上、下就是其中的例子。胡適，《胡適作品集》，7/16-17。

[87] 賈祖麟(Jerome B.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 (Cambridge Mass.: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70), 173-209.

[88] 此論文其後改名《中國哲學史大綱》，後又改名《中國古代哲學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89]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18。

[90]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 1900-》，上/149-155；但胡適後來的觀念亦有所修正，而認為思想線索有其危險性，不能免除主觀的成見，是一把兩面鋒的劍，可以兩邊割的。

[91]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 1900-》，上/156。

[92] 《古史辨》，1(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景印本)，193。

[93] 《古史辨》，1/197-8。

[94] 胡適在〈水滸傳考證〉中提到：「不懂得南宋的時代，便不懂得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何以發生。不懂得宋元之際的時代，便不懂的明初何以產生《水滸傳》。不懂得元明之際的文學史，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滸傳》何以那樣幼稚。不讀《明史》的〈功臣傳〉，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滸傳》何以有招安的事之外又加宋江等有功被讒遭殺害和李俊、燕青見機遠遁等事。不讀《明史》的〈文苑傳〉，不懂得明朝中葉的文學進化的程度，便不懂得七十回本《水滸傳》的價值。不懂得明末流賊的大亂，便不懂得金聖嘆的《水滸》見解何以那樣迂腐。不懂得明末清初的歷史，便不懂得雁宕山樵的《水滸後傳》。不懂得嘉慶、道光間的遍地匪亂，便不懂得俞仲華的《蕩寇志》。──這叫做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念。」胡適，《胡適作品集》，5/108-109。

[95] 胡適，《胡適作品集》，10/183-184。

[96] 胡適認為：「與其記誦五代十國的帝王世系，不如研究錢鏐在浙江興的水利或王審知入閩後種族上和文學上的影響；與其痛罵馮道的無恥，不如研究當日政府雕板的監本九經的歷史；……與其比較《新五代史》與《舊五代史》的文字優劣和義法寬嚴，不如向當時人的著作裏去尋那些關於民生文化的新史料。范仲淹的文集裡，無意之中，記載著五代時江南的米價，那是真重要的史料。……比起這種真正的史料來，什麼謹嚴的史傳，什麼痛快的論贊，都變成一個錢不值的了！」從胡適的說法來看，他反對中國傳統寫史的方法與材料，主張轉而研究“關於民生文化的新史料”；亦即胡適已經不再認同舊的歷史觀點，不再將政治史當成歷史研究的主流，而是將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甚至小說都納入歷史研究的範圍。胡適，《胡適作品集》，10/183-184。

[97] 許冠三教授認為胡適“只有淺出，而無深入”，並且認為胡適對杜威實驗主義“事實上從未充分領會並運用它的精義”；甚至批評胡適淺薄或不知長進；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 1900-》，上 /164-165；但本文不擬討論這些問題；而將重點放在胡適所了解的杜威學說究竟為何，以及對於五四史學發生哪些影響。學說之傳播，有時其實是透過“誤讀”(misreading)的程序，對胡適而言，很可能正因他用淺白的文字介紹杜威思想與方法論，因而才造成如此大的影響。而胡適雖然過度強調方法論，但反過來說，亦正因胡適如此重視方法與方法論，導致看事物的眼光不同，才會將春秋時代諸子學說的不同只當成“為學方法”的不同，程、朱、陸、王的不同也簡約成方法的不同，也才能夠“以平等的眼光”看待諸子與各家、各派的觀點。

[98] 胡適在〈杜威先生與中國〉中介紹杜威的實驗主義：「杜威先生不曾給我們一些關於特別問題的特別主張──如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戀愛之類──他只給了我們一個哲學方法，使我們用這個方法去解決我們自己的特別問題。他的哲學方法總名叫做「實驗主義」；分開來可作兩步說：(1)歷史的方法──「祖孫的方法」他從來不把一個制度或學說當作一個孤立的東西，總把他看作一個中段：一頭是他所以發生的原因，一頭是他自己發生的效果。上頭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孫子。抓住了這兩頭，他再也逃不出去了！這個方法的應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寬恕的，因為他處處指出一個制度或學說所以發生的原因，指出他的歷史背景，故能了解他在歷史上佔的地位與價值，故不致有過分的苛責。一方面這個方法又是最嚴厲的，最帶有革命性質的，因為他處處拿一個學說或制度所發生的結果來評判他本身的價值，故最公平，又最厲害。這種方法是一切帶有評判精神的運動的一個重要武器。(2)實驗的方法──實驗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三)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胡適，《胡適作品集》，4/380-381。

[99] 胡適認為《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貢獻是：「我那本著作裡至少有一個新特徵，那便是我(不分“經學” “文學”)把各家思想，一視同仁。我把儒家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與孔子並列，這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國學術界]便是一項小小的革命。」胡適，《胡適口述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216。

[100]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傳統的衝擊》(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5)。

[101]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79-88。

[102]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19-20。

[103] 逯耀東，《胡適與當代史學家》，87-140。

[104]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128-169。

[105] 但傅斯年並非僅受胡適影響，而且他的某些觀點也影響了胡適，參考：王汎森，〈傅斯年對胡適觀點的影響〉，《漢學研究》，14. 1(臺北，1996. 06): 177-193。

[106]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 1900-》，上/134。

[107]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 1900-》，上/164-165。

[108]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61-65；余英時教授認為嚴復與章炳麟的古文都比胡適深晦，所以影響力反而遜色。

[109] 劉寅生、謝巍、房鑫亮(編校)，《何炳松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533-535；507-508；王晴佳，〈胡適與何炳松比較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北京，1996): 66。

[110] 王晴佳，〈胡適與何炳松比較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 66。

[111] 《何炳松年譜》，劉寅生、謝巍、房鑫亮(編校)，《何炳松論文集》，543-544。

[112] 《何炳松年譜》，劉寅生、謝巍、房鑫亮(編校)，《何炳松論文集》，544。

[113] 何炳松說：「我們倘使把章實齋的史學鼓吹過分了，那不但要使章氏和我們自己流入腐化的一條路上去，而且容易使得讀者看不起西洋史家近來對於史學上的許多重要的貢獻。」《何炳松年譜》，劉寅生、謝巍、房鑫亮(編校)，《何炳松論文集》，543-544。

[114] 何炳松，〈章實齋年譜序〉，《胡適作品集》，33/7-10。

[115] 但這裡要指出的是，胡適是結合杜威實驗主義的方法論、乾嘉樸學考據的方法與西方哲學史觀點，何炳松則直接切入章學誠的方法論，並將其與西方史學比較。

[116] 何炳松認為浙東史學是程朱學派影響下的發展，陳訓慈則加以反駁；陳訓慈，〈清代浙東之史學〉，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2/597-666。

[117] 黃進興，〈論「方法」及「方法論」：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康樂，黃進興(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21- 42；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上，《漢學研究通訊》，2. 2(臺北，1983. 04): 69-76；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下，《漢學研究通訊》，2. 3(臺北，1983. 07): 135- 145。

[118] 胡適，《胡適的日記》，272-273。

[119] 譚其驤，〈本世紀初的一部著名史學譯著〉，劉寅生、謝巍、房鑫亮(編校)，《何炳松論文集》，74。

[120] 逯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79)，37-40。

[121] 王晴佳，〈胡適與何炳松比較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 66；臺灣的史學工作者可能會發現，類似的論調在1970年代的臺灣史學界又重新熱炒一次；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漢學研究通訊》，2. 2: 69-76；2. 3: 135- 145；杜正勝，〈發刊詞〉，《新史學》，1. 1(臺北，1990. 03): 1 -4。。

[122] Wang Fan-shen(王汎森), “Fu Ssu-nien: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93), 102-106。

[123] 筆者無意在此討論這方面的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下列著作：(1)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2)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4)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137-172；(4)陳志明，《顧頡剛的疑古史學》(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5)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6)施耐德(Schneider, Laurence A.)著，梅寅生(譯)，《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臺北：華世出版社，1984)；(7)葉憶如，〈顧頡剛古史神話觀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8)張中雲，〈整理國故運動的研究：以章太炎、胡適、顧頡剛為例〉(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未刊稿)。

[124] 顧頡剛本人在《古史辨》第1冊自序中也坦承自己對科學認知的淺薄，《古史辨》，〈自序〉，1/94-95。

[125] 《古史辨》第1冊收錄的前14封信，始於1920年11月23日至次年1月28日之間，均為胡適與顧頡剛往來討論姚際恆《偽書通考》與崔述《考信錄》之文字；據《古史辨》第1冊所收錄函札來看，似乎很容易獲得這樣一個結論：顧頡剛討論古史主要是受胡適的影響。而且，如果只讀《古史辨》第1冊〈自序〉而不細心分析7冊《古史辨》的內容，也很容易有這種錯覺，更易誤解的可能是過度擴大杜威實驗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力；本文無意在此剖析施耐德之論點，何況古史辨運動亦非單一思想下之產物，而有其源遠流長之發展線索。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顧頡剛受胡適啟迪而走向研究古史之路，但章太炎和康有為的影響也不容忽略。如果沒有今古文問題，吾人實難想像顧頡剛會從所謂“科學方法”點燃古史辨運動的火花。

[126] 顧頡剛，〈我們對國故應取的態度〉，《小說月報》，141(上海，1923): 26。

[127] 美國漢學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的《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即採取此一觀點；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62-3.

[128] 《古史辨》，〈自序〉，1/65。

[129] 顧頡剛說：「清代的學風和以前各時代不同的地方，就是：以前必要把學問歸結於政治的運用，清代學者則敢於脫離應用的束縛，以前說好規定崇奉的一尊，而清代學者為要回復古代的各種家派，無意中把一尊的束縛也解除了」《古史辨》，〈自序〉，1/77。

[130] 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序〉，5。

[131]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50-204。

[132] 錢玄同在民國十年致顧頡剛的信札說道：「考辨真偽，目的本在於得到某人思想或某事始末真象，與善惡是非全無關係。即以孔二先生而論，假使禮運是偽書，春秋繁露非孔學之真，則“大同”之意，“三世”之說，縱極精美，卻不可視為孔學，假使墨子非儒篇或莊子盜跖篇等不但非偽書，而且所記是實錄，則我們雖甚愛孔二先生，也不能替他遮掩剝人家衣裳的拆梢行徑和向土匪磕頭禮拜的醜態。」錢玄同，〈論近人辨偽見解書〉，《古史辨》，1/25。

[133]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91-109

[134] 《古史辨》，〈序〉，4/15。

[135] 顧頡剛說：「中國的古籍，經和子占兩大部分。普泛的說來，經是官書，子是一家之言。或者說，經是政治史的材料，子是思想史的材料。但這幾句話在漢代以前說則可，在漢以後說則不可。經書本不限於儒家所誦習，但現在傳下來的經書確已經過了戰國和漢的儒家的修改了；倘使不把他們所增加的刪去，又不把他們所刪去的尋出個大概，我們便不能逕視為官書和古代的政治史料，我們只能認為是儒家的經典。因此，經竟成了子的附庸；如不明白諸子的背景及其成就，即無以明白儒家的地位，也就不能化驗這幾部書的成分，測量這幾部書的全體。因此，研究中國的古學和古籍，不得不從諸子入手！俾在諸子方面得到了真確的觀念之後再去治經。諸子書地位的重要，由此可見。」《古史辨》，〈序〉，4/15-16。

[136] 顧頡剛說：「我們要使古人只成為古人而不成為現代的領導者；要使古史只成為古史而不成為現代的倫理教條；要使古書只成為古書而不成為現代的煌煌法典。這固是一個大破壞，但非有此破壞，我們的民族不能得到一條生路。我們的破壞並不是一種殘酷的行為，只是使他們各個回復其歷史上的地位：真的商周回復其商周的地位，假的唐虞夏商周回復其先秦或漢魏的地位。總之，送他們到博物院去。」《古史辨》，〈序〉，4/13-14。

[137]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三民書局，1985)，131。

[138] 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史料略論〉，《傅斯年全集》，2(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6。

[139] 劉龍心，〈史料學派與中國史學之科學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未刊稿)，74-123。

[140] 有關傅斯年的史學研究，可參考下列著作：(1)Wang Fan-shen(王汎森), “Fu Ssu-nien: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2)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 1900-》，上/209-234；(3)劉龍心，〈史料學派與現代中國史學之科學化〉。

[141] Wang Fan-shen(王汎森), “Fu Ssu-nien: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81-142.

[142] 王汎森教授指出，雖然一般認為傅斯年創辦史語所是受到蘭克學派的影響，但在傅斯年本人的著作中，並無任何相關之論述；Wang Fan-shen(王汎森), “Fu Ssu-nien: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94.

[143] 劉龍心，〈史料學派與中國史學之科學化〉，74-89。

[144]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4/261-262。

[145] 傅斯年在〈史學方法導論．史料略論〉中說：「史學的對象是史料，不是文詞，不是神學，並且不是社會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藝術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傅斯年，《傅斯年全集》，2/5。

[146]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 1900-》，上/215。

[147]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 1900-》，上/221-222。

[148]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4/261-262。

[149]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4/261-262。

[150] 傅斯年說：「假如有人問我們處理史料的方法，我們要回答說：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傅斯年，《傅斯年全集》，2/5。

[151] 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史料略論〉，《傅斯年全集》，2/5。

[152] 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史料略論〉，《傅斯年全集》，2/5。

[153] 傅斯年在〈《史料與史學》發刊詞〉中說：「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傅斯年，〈《史料與史學》發刊詞〉，《傅斯年全集》，4/356。

[154]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4/261-262。

[155] 劉龍心，〈史料學派與中國史學之科學化〉，74-89。

[156] 本文未討論對當代中國史家影響巨大的馬克思史學家，係因馬克思史學成為現代中國史學重要論題已是1930年前後的中國社會史論戰；未論及陳寅恪、張蔭麟，係因陳寅恪於1925年歸國，張蔭麟於1934年歸國，稍遠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本文所論五四時期之年代斷限為1915-1923；參考：周策縱(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1-3；張玉法，《中國現代史》，上(臺北：東華書局，1980)，253-264。傅斯年雖於1926年方始歸國，但因他在1919年已是五四運動的健將，因而列入討論，並非筆者別有厚愛於傅斯年。

[157] 杜維運，〈史學方法的教與寫〉，收入：張哲郎(主編)，《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論文集》，上(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系，1993)，45-64；黃俊傑，〈關於「史學方法論」教學工作的幾點思考〉，收入：張哲郎(主編)，《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論文集》，上/65-136。

[158] 張其昀，〈張蔭麟先生的史學〉，收入：張蔭麟，《張蔭麟先生文集》，上(臺北：九思出版公司，1977)，5-11。

[159] 魏格林(S. Weigelin-Schwiedrzik)，〈“史”與“論”──中國史學類型學的研究〉，收入：魏格林(S. Weigelin-Schwiedrzik)、施耐德(Axel Schneider)主編，《中國史學史研討會：從比較觀點出發論文集》(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臺北：稻鄉出版社，1999)，323-347。

[160] 逯耀東，《史學危機的呼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69-82。

[161] 許冠三教授認為，今日史學研究的要求較為嚴格，除所治領域的歷史知識而外，史學家還得具有其他許多科學知識，“常識”是不夠的，史學家的“共同必修科學”包括下列學科：(1)邏輯學與方法學；(2)社會科學，或稱行為科學，最主要的有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等；(3)自然科學；(4)哲學；許冠三，《史學與史學方法》(臺北：莘莘出版社，1963)，28。

[162] 杜正勝，〈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探索──特從理論、方法與資料、課題論〉，收入：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編)，《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5-76；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上，《漢學研究通訊》，2. 2: 69-76；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下，《漢學研究通訊》，2. 3: 135-145。

[163] 王晴佳，〈胡適與何炳松比較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 (1996): 63。

[164] 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965-1933)，美國新古典主義、新人文主義巨擘，其中國弟子梅光迪、吳宓等人將其學說引介到中國，成為學衡派的代表性人物，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力；侯健，《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臺北：中外文學月刊社，1974)，239-248。

[165] 眾聲喧嘩(raznorechie)：俄籍評論家巴赫汀(M. M. Bakhtin, 1895-1975)獨創的俄文名詞，用來描述文化的基本特徵，即社會語言的多樣化、多元化現象。眾聲喧嘩存在於社會交流，價值交換和傳播的過程中，凝聚於個別言談的生動活潑、千姿百態的音調、語氣之內，是一種文化的基本型態。對文化的研究，主要是把握其組織、結構型態，而語言乃是錯綜複雜的文化現象中結構性、形式感最強的東西，也是最基本的東西。眾聲喧嘩理論基本上有三個有機組成部分：(1)小說話語理論，(2)西方語言、歷史、文化史，(3)小說的文體與形式理論，包括戲擬、時空型等。小說理論是巴赫汀文化理論的一條主線，他由小說的歷史嬗變來審視，闡發文化史的規律。在巴赫汀的論述中，“眾聲喧嘩”指涉人類在使用語言，傳達意義的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制約、分化、矛盾、修正、創新等現象。這些現象一方面顯現文字符號隨時空而流動嬗變特性，一方面也標明其與各種社會文化機構往來互動的多重關係。在反駁“單音獨鳴”(monoglossia)之語言觀的前提下，“眾聲喧嘩”的理念亦可及於我們對文化、歷史、政治等範疇的再思考。“眾聲喧嘩”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其歷史性，因為只有在文化發生劇烈動盪、斷層、裂變的時刻，只有在不同的價值體系、語言體系發生激烈碰撞、交流的轉型時期，眾聲喧嘩才全面地凸顯，成為文化的主導。本文所用raznorechie(眾聲喧嘩)之中譯為王德威教授所譯。相關討論，請參考：M. M.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ed. by Michael Holguist, Trans. by Caryl Emerson & Michael Holguist(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428；王德威，《眾聲喧嘩》(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8)，5；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5)，14, 208。

[166] 胡適，《胡適作品集》，7/9。。

[167] 徐則陵曾任東南大學歷史系主任，其論著在譯介外國史學上著墨甚多，如介紹魯賓遜(James Harrey Robinson)之《新史學》(New History)，柏克(H. T. Buckle)的《英格蘭文化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甚至對馬克思主義史學亦有所論及，也引介了威爾斯(H. G. Wells)的《世界史》；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99。

[168] 黃進興，〈論「方法」及「方法論」：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康樂、黃進興(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25。

[169] 逯耀東教授用“漢儒注經”和“宋明儒解經”來說明中共史學家用馬克思主義詮釋中國歷史發展的現象；逯耀東，《史學危機的呼聲》，〈序〉，2-3。

[170] 逯耀東，《史學危機的呼聲》，25-68；魏格林(S. Weigelin-Schwiedrzik)，〈“史”與“論”──中國史學類型學的研究〉，收入：魏格林(S. Weigelin-Schwiedrzik)、施耐德(Axel Schneider)主編，《中國史學史研討會：從比較觀點出發論文集》(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323-347。

[171] 單音音樂：單音音樂(Monophony)，意指只有旋律、而沒有獨立或襯託性伴奏的音樂；音樂進行的過程中，同時只有一個聲音或一群相同的聲音。例如中國古樂，笛子吹工工四尺上，胡琴拉工工四尺上，其他樂器所奏者皆為工工四尺上。900A.D.以前的西洋音樂，皆為單音音樂，當時雖亦有數人同唱或數人同奏之舉，但彼此所唱或所奏之音，皆係相同之音，而非相異之音，到了第10世紀起，遂由單音音樂進而為複音音樂。素歌、民歌、獨唱曲、法國吟唱詩人的香頌(Chanson)，以及大多數非歐洲音樂均屬此類。參考： Don Michael Randel, The New Harvard dictionary of music, 507; Stanley Sadie,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Vol. 12/498; 王沛綸(編著)，《音樂辭典》，343。

[172] 主題與變奏(Theme and Variations)：主題指樂曲的音樂實體，由若干音符組成，通常具有旋律性，是樂曲的主要樂思或幾個主要樂思之一，在器樂曲中，主題是舖敘、展開或變奏的基礎；變奏則是改變一個主題、音型或經過句，但仍能使人認出它是由原型變化而得。參考：Don Michael Randel, The New Harvard dictionary of music, 844, 902-904; Stanley Sadie,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Vol. 18/736; Vol.19/536；汪啟璋、顧連理、吳佩華(編譯)，《外國音樂辭典》(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1993)，775，814-815。重要的主題與變奏樂曲，如巴赫(J. S. Bach)《郭德堡變奏》(Goldberg Variations BWV 988)；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海頓主題變奏曲》(Haydn Variations Op. 56A)；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迪亞貝里主題變奏曲》(33 Diabelli Variations Op. 120)。

[173]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20。

[174] 如五四時期的幾個重要論戰，古史辨運動、科學與玄學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等論題，均未獲得至當歸一的解釋。

[175] 主要是大陸史學工作者提出的觀點，如：胡繩武、金沖及，《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7-57。

[176] Jerome B. Grieder(賈祖麟),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 173-209.

[177] 林毓生，《思想與人物》，78-89。

[178] 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回顧與展望〉，收入：余英時，《史學與傳統》(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2)，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