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近代中國史學發展敘論》
作者：馬金科、洪金陵
出版者：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1994年
頁數：目錄8頁 前言2頁 正文461頁
一、
前言
本書是近年中國大陸相關著作中較晚出版者，在脈絡上繼承前幾本書的精神，而在內容上有較細密的分析。
就年代斷限而言，除尹達《中國史學發展史》外，本書的年代最長，所述內容亦較龐雜。在整體的脈絡上，主要從兩條線索切入，一是由時代特性探索史學發展的動向，另一為以政治為著眼點，這是大陸史學工作者在分析近代中國史學發展時所慣用的手法；因而，意識形態成為相關著作無法避免的窠臼。本書所述年代上起龔自珍、魏源的經世史學，下迄吳𡧛《朱元璋傳》與錢穆《國史大綱》，即以近代史開端的1840年代到中共統治大陸的1949年止，在時間斷限上包含了史學界慣稱的近代史(1840-1911)與現代史(1911-1949)兩個階段，而由此時間斷限，可以瞭解作者所試圖描述的，乃係動亂中國的史學，因此，本書在敘述的主線上，常以時代變局為主軸，將史學人物與著作附著於此主軸中。
近年中國大陸出版的幾種中國史學史著作，基本上有三個共同的特色：
(1) 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為依皈，用漢儒治經與宋明儒解經的方式，詮譯中國史學的發展，不僅有關中國近代史學的部分如此，在有關古代史學方面，也屢屢注入了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
(2) 各書彼此轉抄，甲書提出某一觀點，乙書敘述相關意見時，往往陳陳相因，卻又不說明出處，其中最明顯的是胡逢祥、張文建《近代中國史學思潮與流派》對袁英光、桂遵義《中國近代史學史》的繼承，而胡逢祥亦為《中國近代史學史》的編輯群之一，在學術著作的基本要求上，似有作者本身抄襲自己著作之嫌。
(3) 各書在徵引文獻時，往往出處交代不清，讀者(特別是研究工作者)很難按圖索驥，在閱讀時心中難免有所疑惑，欲加驗證，則文獻檢索費時費力，且常徒勞無功。就相關著作而言，作者所援引的資料不可謂不廣，惟所引資料，部分可得驗證，部分在信疑之間，予研究工作者極大之不便。
近年來，大陸史學工作者對近代中國史學興趣極濃厚，出版著作甚夥，因而整體成績頗為可觀，就這方面而言，台灣史學界似乎較不重視此一領域，雖間有專書出版，然以近代中國史學整體為論述對象的著作則未之見；而香港的許冠三先生則有《新史學九十年》之作。這或許是因海峽兩岸學風不同所造成者，台灣地區的史學研究重視專論與專著，故窄而深的研究較為普遍，相對的，通論性著作則乏人問津；敲釘補牆的工作，台灣史學界樂此不疲，通論性著作則不受重視；反觀大陸史學界則對通論性著作、集體性研究，用力甚勤，從近代中國史學之研究略可見其端倪。
二、
內容述評
本書計十四章，各章內容略述於後：
第一章 〈清代學術思想的演變與龔自珍、魏源的“經世”史學思想〉，綜述由明末三大儒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以降的經世思想，歷經漢學之極盛，乾嘉考據到今文經學的復興，由今文經的通經致用，受西學東漸的影響，挾堅船利砲打開中國門戶的帝國主義，激發了龔自珍、魏源的經世史學。由明末清初的經世學風，歷經乾嘉考據到嘉道史學的轉型，繼由龔、魏開啟近代史學的見聲，可以說是對清代史學傳承的典型敘述，本書所呈現者係以外在環境衝激史學的演變為主軸，而稍稍忽略了學術內部的自覺。
第二章 〈19世紀40- 50年代中國人對外國史地的初步研究〉，敘述魏源《海國圖志》、徐繼畬《瀛寰志略》、姚瑩《康輶紀行》、梁廷柟《海國四說》等書，對西方史地的介紹，本書作者認為這是中國人“開眼看世界”的肇端，上述著作「開闊了國人的眼界，促進了人們改變傳統意識，是近代中國最早一批研究外國史地的著述，對以後的外國史地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可以說將魏源、徐繼畬等人啟發清末知識分子對世界認知之貢獻做了適切的評述。
第三章 〈社會激化下的憂患意識與邊疆史地研究〉，敘述憂患意識與邊疆史地之學的興起，主題分為三個部分，其一為西力衝激影響下的邊疆史地之學，其次介紹19世紀邊疆史地的兩本代表性著作：張穆《蒙古游牧記》、何秋濤《朔方備乘》；其三論析19世紀的邊疆史地研究與方志學。本章將邊疆史地研究歸結於兩個因素：一是外國插手邊疆問題，引起邊疆的不安定，直接影響清政府的邊疆政策；另一為繼承清初以來學術研究中的求實態度，注重研究實際問題。
本書作者所提出的論點，大抵可以解釋1840年代以降邊疆史地研究興起的因素，但亦稍忽略了清代學術由研究遼金元史而及於西北史地的這一條線索。事實上，清中葉乾嘉考據之學，一方面切入經學問題，另一方面則是正史問題，正史中又以遼金元史最為有蕪穢秕繆，學者由研究遼金元史而及於西北史地，進而對邊疆史地進行研究，加上清廷面對列強插手邊疆問題，合為邊疆史地研究興起的重要線索，本書作者在這方面的著墨，似未清楚釐析其中之因果關係。
第四章 〈元史與遼金西夏史研究的新成就〉，論析近代研究元史三大家：洪釣《元史譯文證補》、屠寄《蒙兀兒史記》、柯紹忞《新元史》等書，在元史研究方面的貢獻，並描述遼金元西夏史研究的成果。此章與前章邊疆史地研究，在近代史學發展過程中，實乃相互輝映者；就研究內容而言，恆為互動之情狀，有學者由遼金元史入手而及於邊疆史地；亦有學者由邊疆史地入手，轉而研究遼金元史，惟本書在兩者間的交互關係上，並未做進一步的釐析。
第五章 〈清代文網漸疏後的南明史和當代史研究〉，敘述清初三帝屢興文字獄，造成清儒究心考據，不敢研究當代之史(即南明史)，當代史亦成為史學研究的禁區。嘉道以後，漢族知識分子懷念前明的感情日漸淡薄，大清帝國統治的力量亦日漸衰減，至鴉片戰爭後，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搜羅南明的野史筆記，撰寫南明史事；其中較具代性者有陳鶴《明記》、徐鼒《小腆紀傳》、夏燮《明通鑑》、溫睿臨《南疆逸史》等。太平天國之後，撰寫當代史的風氣如雨後春筍，其中較受矚目的是鴉片戰爭時期的當代史，如梁廷柟《夷氛聞記》、夏燮《中西紀事》等，均受到相當多的注意。在太平天國史方面則有當事者洪仁玕《太平天日》、蒐錄洪秀全詔旨的《匯編天命詔旨書詔》、洪仁玕口述的《太平天國起義記》等；官方修撰者有《欽定剿平粵匪方略》，私人著作方面有王闓運《湘軍志》、李演《中興別紀》、夏燮《粵氛紀事》等；在當代史著作方面，則有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王先謙《十一朝東華錄》、朱壽明《光緒朝東華錄》等。這些著作使清代學術擺脫乾嘉之餖飣考據，而朝當代史的方向努力，並期有益於經世致用。此章內容頗為豐富，對1840年代以後撰著當代史的緣起、重要著作，勾勒頗為清晰。
第六章 〈西學的倡導與外國史研究的繼續深入〉，敘述1860年代以後，受洋務運動影響，西方史書的翻譯與著作。在官方部分，以同文館與江南製造局獻替最多，雖然這些譯書以通行的教科書為主，引介的意義大於學術研究；在個人方面，林樂知、李提摩太等人在西書中譯上亦貢獻良多。此外，介紹外國情況的筆記、雜記亦紛紛出籠，如王韜、薛福成等人介紹西方各國的著作，均引起相當多的注意，黃遵憲的日本史研究，官方編纂的外交史料(如歷朝籌辦夷務始末、條約匯編等)，均對當時受列強壓迫的外交關係多所關切。此時期的外國史地引介，與1840年代最大的差異，在於著作與翻譯並重，在廣度及深度上均超越前一時期。
第七章 〈新史學的醞釀〉，論述甲午戰爭後，變法維新思想的興起，進化論的輸入等，對史學所造成的衝激。主題包括：嚴復及其天演論所造成的影響；康有為藉今文經學派提出的三世史觀，以為其變法論做張本；梁啟超於變法時期的史觀，及變法論者譚嗣同、唐才常、徐仁鑄等人的史學觀點。由上述內容可知本章所討論者主要為維新人物的史觀及其變法思想，而變法論者的史觀，就學術思想史的意義而言，較富政治意義而缺乏史學意涵。因此，變法論者所謂的三世史觀，不必一定是歷史的真，而係主觀意識上必須有此一真，以為其變法論建立理論基礎，亦即在孔子的驅殼注入自己的“王心”思想。本書作者以此為“新史學的醞釀”，恐不免過度強調政治外緣因素對學術所產生的影響。就本書的脈絡而言，過度強調政治外緣因素對學術思想的驅力，以及過度強調史學受時代變局影響的理論模式，以乎是作者一以貫之的策略。史學發展固無法自絕於時代之外，但過度強調其外緣因素，而忽略了史學內部的需求與轉換，似乎亦欠周延。
第八章 〈新史學的產生與發展〉，作者認為梁啟超赴日後發表《中國史敘論》、《新史學》、《論中國學術變遷大勢》等，是中國近代新史學的濫殤；其次為章節體中國歷史教科書的出現，此係適應社會需要撰寫的通史教材，較具代表性的是夏曾佑《最新中國歷史教科書》。本書認為章節體歷史教科書的出現，是因為社會的需要，而忽略了此類教科書的體例，主要是受到西方歷史教科書中譯本的影響，及新式學堂授課之需要。
新史學第三個面向是新史料的發現，包括甲骨文、漢簡、敦煌寫本、內閣大庫檔案等。這類史料的發現，使中國史研究進入文獻材料與出土文物互證的二重證據法，此法係王國維所主張者，亦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所以為史料學派大本營之由來，惟本書作者在這部分並未拈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新史料發現方面的貢獻，似乎有欠公允。
第九章 〈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新史學觀點、史著及其影響〉，敘述孫中山的史觀，章太炎強調發展而反對康有為“三世史觀”的論點，蔡元培的進化史觀及其“動力說”與“物質說”；陳天華、劉師培等人的史學論著，以及連橫的愛國主義史著《台灣通史》。此章所論述的史學，基本上以政治為主要訴求，即以國民黨人的史學與史觀為中心，就史學史研究而言，鮮少學者會以此種方式論述，蓋此種敘述方式，其政治意義其實是大於史學的，證諸前幾章及下文將介紹之內容，本書作者所呈現的政治意識，殆可見一般。
第十章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傳播。梁啟超、胡適的唯心史觀〉，論析五四前後馬克思主義輸入中國所造成的影響，其中尤以李大釗的引介最為重要，其相關著作亦具指標性的意義。梁啟超的後期史學思想則以《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為代表，說明梁啟超晚年對中國歷史的批判性，惟本書作者則將其列入唯心派論者，則有待商榷。對中國大陸史學工作者而言，真正代表唯心主義的乃是胡適。胡適引介杜威實驗主義，成為五四時期科學主義的代言人，本書作者認為「胡適在歷史研究上多注意史籍的考證整理，但不否認他在基本方面和某些問題上取得了成就」；本書作者指出這些成就包括提倡整理國故，引發古史討論，撰寫《章實齋年譜》、《荷澤大師神會傳》，有關《水經注的研究》等。本書作者批評胡適的研究：
反映了世紀初期資產階級史學的發展及其存在的某些缺點。在研究方法上他循著“無證不信”，又主張反對先存一個理去驗物，提倡懷疑，不迷信，這對20世紀即中國學術界具有較大的影響。但胡適的研究工作沒有形成具有全面系統性的課題，多是比較狹窄的某個方面的，大都還停留在整理的階段。
這段評論大體指出胡適的局限性，但亦不免忽略了胡適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意義，乃係方法論的提倡，以及開啟學術的新視野，所謂“但開風氣不為師”，使他在近代中國學術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抹滅的意義。至若本書作者所指陳：
胡適的史學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成就在改革舊的研究方法和促進史學發展中都有其歷史作用，但也很明顯存在一些缺點，因此、以科學的唯物史觀研究歷史，促進史學的進一步發展，成為歷史的必然。
類此的論點，在論述近代中國史學發展時，往往因意識形態掛帥而影響其批評的客觀性，在學術著作中實在必須避免。由於本書作者在書中多處呈現此類意識形態，使馬克思主義史學成為唯一的“聖經”，無形中降低了本書的學術價值。
第十一章 〈20世紀初新史學的發展。《清史稿》的編纂〉，討論王國維的史學成就，包括甲骨文、蒙古史、敦煌學等方面，對王國維提倡“二重證據法”語多肯定；本章對顧頡剛及其古史辨派，認為：
由於顧頡剛以疑古、考辨經籍以證史，在他影響下的一些學者，積極參與支持和協助顧頡剛辦《古史辨》工作。《古史辨》在以經證史，探究古經籍的歷史價值，整理、考證史料方面作出了成績。
對顧頡剛的古史辨運動大抵持肯定的態度；但本書作者稍稍忽略了清季今文家的歷史解釋，對古史辨運動所造成的影響；此外，對古史辨運動造成史料學革命的重大影響，亦未深入分析。事實上，有關古史辨運動的研究，已有數種專著出版，但本書作者均未援引，而以《古史辨》為主要材料，加上劉起釪《顧頡剛先生學述》，此種對學術行情的疏漏，在海峽兩岸交流頻繁的1990年代，似乎不應該發生。
孟森、蕭一山的清代史研究、趙爾巽《清史稿》的編纂與查禁，是本章另一重心，論述大體公允。
第十二章 〈十年內戰時期紛紜變化的中國史壇〉，討論1927- 1937年間中國史學界的重大事件、人物與研究機構，本書以“十年內戰”稱此一時期，似乎有待商榷；台灣史學界慣以“建國十年”稱此一時期，薛光前則以“黃金十年”稱之，而本書作者過度從政治的角度，以“十年內戰”稱之，似乎有意識形態掛帥之嫌，即不採台灣史學界之“建國十年”，不妨以“抗戰前十年”為名，似乎較妥切。
本章討論中國社會史論戰，此乃馬克思主義史學輸入中國後的首次實兵演練，這場論戰造就了中共史學家郭沬若和呂振羽，兩人在此次論戰中，初次展露頭角，從此展翅高飛，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代言人。
在學術研究機構中，介紹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成立及其成就，對史語所在甲骨文、考據、居延漢簡、校訂《明實錄》等成績，以及史語所與史料學派的形成等，均有所論略。惟相較本書對社會史論戰的敘述，作者顯然厚愛於社會史論戰，而薄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在史學人物方面，本章論析南北二陳：陳寅恪與陳垣的史學成就，二陳在史學研究上的貢獻，海峽兩岸同聲推崇，本書作者之立論，大抵尚稱公允。
第十三章 〈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與繁榮〉，敘述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對中共建國的歷史意義，以及毛澤東對中國近代史與史學功能的論述；作者認為：
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所論述的中國歷史上一系列重大問題和他的許多重要論斷成為史學界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歷史的範例。
很可以說明大陸史學工作者在意識形態掛帥主導下的歌功頌德，其政治意義大於史學研究，殆不言可喻。
此外，本書亦述及張聞天《中國現代革命運動》、葉蠖生《中國蘇維埃運動史稿》等書，推崇他們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過中的貢獻。對延安中央研究院及延安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亦多所著墨，其中尤推崇范文瀾、何幹之、尹達、郭沬若、呂振羽、剪伯贊、侯外盧等人，且均立專節討論，由這些論述，可以明顯看出本書作者之用心，其以馬克思史學為依歸的宗旨，亦昭然若揭。
第十四章 〈1930年至1949年前夕的史壇〉，敘述1930年代後，中國近代史研究受到重視，相關著作如雨後春筍；新體裁的通史性著作亦屢有佳構，呂思勉、鄧之城、王桐齡、周谷城、金毓黻、繆鳳林、剪伯贊、呂振羽、范文瀾等人，均有通史性著作問世，而此一時期亦為中國近代史學發展過程中，出現最多通史性著作的時期；太平天國史是此一時期另一研究成果豐碩的領域；本書並另闢專節討論錢穆的文化史觀及其《國史大綱》，在分析《國史大綱》時，作者一本其馬克思主義史學之觀點加以批評，惟並不因此否定《國史大綱》具有一定的史學地位；在討論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時，本書作者亦多所肯定，然仍本馬克思主義史學之意識形態加以批評，認為「因其政治傾向，議論上出現不少偏頗之處」。
本章較特殊者為敘述“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的史學論著”，對民生史觀多所批判；並且對“復古思潮”與“戰國策派”成為蔣的思想支柱與統治理論基礎，多所撻伐。而對反蔣的郭沬若、陳伯達、吳𡧛等人則大加推崇，此類擁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論調，屢屢出現於本書中，形成其意識形態之基調，無形中降低了此書的學術性。
三、
評析
近年來，大陸出版了數種有關中國近代史學史的專著，這些專著的形態介乎專論與通史之間，既以學術論著的形式出現，又有太多作者的說法論道，造成此類著作，述、評糾結，難以釐清。本書是同類型著作中較晚出著，在文本的撰寫上多少避免了前此諸書以論代史的情形，但意識形態掛帥的窠臼依然存在。就本書內容而言，橫跨近代中國史學發展的兩個階段：晚清與民國，時間斷限上可謂甚長，包含事件、人物亦夥，條理敘述頗不見易，本書作者費心盡力，在資料的蒐集上頗費工夫，此為本書難能可貴之處。
綜觀全書，有下列問題值得討論：
1. 自1840至1949年，逾百年間的史學事件、思潮、人物，變化極大；從傳統史學到新史學，下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輸入與發展，可謂百事雜陳，作者廣蒐資料，分析整理，各歸其類，頗見清晰。雖則本書作者因意識形態之故，對此長時期之史學人物與思潮，未做出公允的論斷，亦無法將史學流派與人物安置到妥切的位置。
2. 過多的政治論述，尤其是意識形態的衝突，使本書的中共官方色彩極為濃厚，有如銜中共官方之命所寫，無形中降低了本書的學術價值。
3. 本書作者在原始史料與檔案的運用上頗為熟練，大部分篇章均以原始史料寫成。但今日之史學研究已無法閉門造車，而需對當代史學的學術行情有基本認知，本書作者所援引的資料幾乎清一色為大陸出版品，台灣方面的著作徵引絕少，西文著作更不曾一見；以今日海峽兩岸學術交流頻繁之處境，似乎不太符合學術行規。而本書一再提到19世紀清季知識分子的“開眼看世界”，以及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學術的引介，作者視界卻僅及於中國大陸，似非學術研究之正途。
4. 本書作者過度重視外在因素對學術思想的影響，幾乎將中國近代史學的發展全部歸結於此，而忽略了史學內部的需求。史學發展固不能脫離時代而獨立，但以外緣為唯一主導史學動向之因素，論者期期以為不可。蓋學術典範的建立與轉變，均有其學科內部的需求，殊非外在環境所能完全解釋。
5. 本書過度強調政治力量，部分非關史學的政治思想亦視之為史學的一部分，如對康有為“三世史觀”的描述，對孫中山民生史觀的論析，對馬克思主義的推崇，對反蔣人物的史學立專節討論，都是過度重視政治，而將政治放到史學史的脈絡，不免是黃金夾泥沙而俱下。
本書作者雖有以思潮為敘述主體的企圖，但在這方面的努力似乎並不成功，而仍以傳統史學的人物與著作為主線，特別是史學人物與時代變局相關連的描述，尤為全書的重心所在。類似的敘述手法在胡逢祥、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也可以看到。易言之，中國大陸史學工作者，在解釋近代中國史學發展的各種現象時，往往太強調帝國主義壓迫、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這一條線索，而忽略了史學本身的內部發展。亦即作者過度重視外緣因素對近代中國史學所造成的影響，而忽略了新史料的發現、史學工作者的自覺等等。學者討論近代中國新史學的形成，早已指出其重要基礎在於新史料的發現，就此點而言，顯然兩位作者並未費心著墨。
由於意識形態主導了作者的角度，使得本書讀來略有煙硝之氣，而未能公允立論，這是相當令人可惜的。
整體而言，本書在史料的蒐集、史學流派的分析，均有其一定的成績；如能除去意識形態的枷鎖，立論將較為客觀，而此書亦不會因政治取向而影響其學術價值。在海峽兩岸學術交流頻繁的1990年代，如何摒棄政治成見，避免意識形態掛帥，當是兩岸史學工作者所亟須努力思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