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論
占台灣人口比例第二高的客家族群，長期以來是被忽略的，總是偷偷躲在不易為人發覺的角落，宛如離群的孤雁。
相對於泉洲、漳州的福佬人而言，客家人所居住的地區，往往是比較貧脊的山邊海陬，諸如新竹的竹東、湖口，苗栗的山線地區，台中的東勢、卓蘭，高雄的美濃、六龜，屏東的內埔、林邊，花蓮的鳳林、玉里；在物質生活條件較差的情況下，客家人發揮了傳統的硬頸精神，胼手胝足地在這美麗島嶼的邊緣地帶打拚。
事實上，居住在上述客家聚落的客家人，基本上並沒有太多的自卑情結，親不親故鄉人，物質條件雖差，觸目所見皆是自家人，以自己母親的語言溝通，日子雖然清苦，卻活得理直氣壯。相對而言，居住在福佬庄的客家人，往往有著無以名之的自卑情節。
我就是這樣一個錯置時空的客家人。
戰後我的父親從新竹湖口山區移民到花蓮拓荒，彼時的花蓮猶多榛莽未闢之地，父親帶著母親和襁褓中的二姊，翻山越嶺來到後山，在日治時期的豐田移民村落腳。因當時日本移民甫遣送回國，留下空蕩蕩的豐田村，父親從此在這裡落地生根，開墾無主荒地。但由於父親樸拙老實的個性，並未搶住日本移民的居所，也不在他們聚集的地方開墾，而是在靠山的豐山村這邊。
1959年，我在豐山村出生、長大。
豐山村是一個閩、客雜居的聚落，街路的主要住民是福佬人，客家人則散居田間山邊，自稱庄下人(相對於街路人的福佬人而言)。我成長的歷程除了堂兄弟姊妹之外，所接觸的幾乎都是福佬小孩，尤其是上學以後，不流利的福佬話常常使我有點自卑，我總是怯生生地上學、下學。
學校裡教的是「國語」，不管福佬囝仔還是客家子弟，到了學校一律說國語，彼時推行國語不遺餘力，對講「方言」的懲罰雷厲風行，不是罰錢就是在制服上縫黑鈕扣以儆效尤。我說客家語不是，說福佬話也不是，祇能講客家人那種咬唇音很重的國語，幼小心靈承受著莫以名之的壓力。
漸漸長大之後，我發現我養成了一種奇怪的習慣：在家和父母說客家話，和兄弟姊妹說國語，和玩伴們說福佬話，三種語言交錯使用，倒也得心應手。不過身為客家人的自卑仍沒有消除，在福佬人占住民較大多數的村子，我的母語漸漸變成福佬話，客家話祇有對父母才講，而我卻很少對父母親說話(客家人和父母往往是比較疏離的)，我的客家話比起在湖口和竹北老家的堂表兄弟姊妹差多了。
負笈異地，遇到的福佬人更多了，我的福佬話愈來愈好，客家話漸漸被埋藏在內心深處，思考的習慣則是用國語：因為教材和作文都以此為準；然後我發現我僭稱自己是福佬人亦能取信於人，我不講客家話和福佬話的時候，冒充外省人也很少人懷疑(我個頭大，南人北相)；在這種情形下，不知是習慣還是有意，我愈來愈不願意別人知道我是客家人。
服役，讀研究所，工作，一路走來，我幾乎沒有甚麼機會講客家話，我的國語和福佬話亦幾可亂真，加上自卑的情結作祟，我甚至希望別人認為我是內地人，或者，至少是福佬人也好。
直到有一天，我發現我的孩子完全聽不懂也不會說客家話(原因當然是因為我沒有教，加上保母以國語和他溝通的緣故)；我的孩子不僅不會客家話，連福佬話也不會，我才覺得事態嚴重，因為我的客家語很可能自我的孩子而斷，而他身上流著客家人的血。
於是我重新思索這些年來的自卑情結，忽然我覺得這真是非常沒有必要的事，而我竟然因此而自苦了三十年！當我收拾起自卑之心，我開始有機會就講客家話，而且有意的昭告諸親好友說自己是客家人，在出書的作者簡介上也特別標明自己原籍客家。我當然無意強調族群的分疆畫界，而僅僅是為這些年的自卑情結畫上句號。從此，我不再害怕別人知道我是客家人，我開始接觸客家文化，以及蒐集客家山歌，我又重新回到母語的懷抱。
二、客家族群的分布
花蓮縣總人口為351,156人，客家族群約占20%上下。花蓮縣客家族群主要在日治中、晚期移入，地點集中在花東縱谷地區，並以務農為主。日治時期的客籍移民，除了由原鄉帶來的“義民爺”信仰，也因務農之故而崇祀農業神“五穀大帝”。
1981年後，花蓮縣因整體社會變遷與農業政策變革的影響，花蓮市與吉安鄉一帶出現大量的國民住宅，吸引縱谷地區各鄉鎮移民，許多移民為公務教職或技術性工作的客籍移民。因工作類型與社區地緣環境的差異，並無明顯的集體祭祀。
花蓮縣客家族群依據產業類型和信仰型態的差異，可分為平原地區與縱谷地區兩類。
平原地區包含新城、花蓮與吉安3個鄉鎮市，新城鄉因客家族群人數不多，故以花蓮市、吉安鄉兩地為主。縱谷地區則由北而南，依序為壽豐鄉、鳳林鎮、光復鄉、瑞穗鄉、玉里鎮和富里鄉等6個鄉鎮。依據2003年12月各鄉鎮戶政事務提供的村里戶籍人數，並參照文獻、村里長與耆老的口述交叉確認，估計出各聚落客籍人口的比例與數量，並對戰後花蓮客家族群的政治生態做一鳥瞰式的說明。
整體而言，一般所謂客家鄉鎮係指客家族群占人口比例30%以上的地區，包括吉安鄉(約30%)、鳳林鎮(約55%)、瑞穗鄉(20%-30%)、玉里鎮(約30%)、富里鄉(約40%)，其中吉安鄉客家族群人數最多，鳳林鎮客家族群占人口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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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花蓮縣客家族群的移民時間與分布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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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移入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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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鄉、鎮 / 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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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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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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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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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鄉、鳳林鎮、玉里鎮、富里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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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20%-25%
(66,636-73,277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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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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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戰後民國70年(1981)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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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聯合里(主字頭里)多為混居；第5、6聯合里(國字頭里)為新興移民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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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5%左右
(16,222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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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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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戰後民國70年(1981)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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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香、永興、南華、北昌、吉安、仁里、北昌、慶豐、東昌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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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30%
(23,52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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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豐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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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8年到昭和20年間(1919-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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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山、豐裡、豐坪、壽豐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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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0%-20%
(2,029-4,059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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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林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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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中期大正到日治末期昭和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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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林市街與南平、北林、鳳信、鳳義、森榮、長橋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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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左右
(7,442-7,540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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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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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中期大正年間到日治末期昭和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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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豐村、大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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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0%上下
(1,582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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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穗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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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中期大正年間到日治末期昭和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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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源、富興、富民、瑞北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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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20%-30%
(2,884-4,326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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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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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中期大正年間到日治末期昭和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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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大禹、源城、春日里與玉里市街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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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25%-35%
(7,680-10,751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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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里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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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晚期昭和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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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皆有，以吳江、東里、竹田、新興、羅山村客籍人口較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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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40+%
(超過5,27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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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原地區的客家族群
(一)花蓮市
1.
客家族群的分布
花蓮市共36,362戶108,145人，福佬族群約占40%、外省族群將近30%、客家族群約占15%左右、原住民族群低於10%。花蓮市客家族群移入可以分為日治時期和戰後的移民。
清代客家族群勢力以廣籍為代表，但清代移民留下來的不多。目前花蓮市的客家族群多在日治後遷入，當時縱谷地區有較多工作機會，故移民多暫居花蓮市(花蓮港廳)、吉安鄉(吉野)一帶，其後繼續往縱谷地區移動，少數留在花蓮市農墾或經商。戰後初期，縣內人口流動不大，直到1971年後才慢慢改變。
1971年起，花蓮市區周邊的農田開始變為住宅區，1981年北迴鐵路通車後，新車站附近因土地重劃也成為住宅區。由於工商業的發展和住宅區的設立，提供不少來自縱谷地區客家移民遷入的機會。
花蓮市共分為45個里，按照區域發展背景可分為6個聯合里。第1聯合里為“美崙地區”；第2聯合里為“花崗山”、“舊火車站”與“北濱”一帶；第3聯合里為現在的市區一帶；第4聯合里是日治時期的主要聚落區；第5聯合里包括國風國中、帝君廟到火車站前站一帶，過去是農業區，在北迴鐵路通車後開始發展；第6聯合里是火車站後站一帶，在北迴鐵路通車之後開始繁榮。花蓮市客家族群的分布與工作因素有關，如第2聯合里內多為鐵路局員工宿舍，第3、第4聯合里(主字頭里)內居民以從事商業為主，第5、第6聯合里(國字頭)因北迴鐵路通車，帶動車站前後的住宅區發展，陸續有新近客家移民進入。
第1聯合里，民運、民樂、民享、民意、民心、民立、民德、民政、民勤、民孝10個里，俗稱“美崙區”，因有原住民部落，故原住民人口比例較高，約占10%。除東北邊“美崙工業區”與“花蓮休閒漁港”外，其他為文教區與住宅區。
清代與日治時期的漢籍移民多以農墾謀生，美崙地區受限於地理條件，早期少有移民到此開發。日本政府重新規劃後，從日治中期起迅速發展。戰後縣政府、文化局等機關遷到美崙地區後，成為花蓮縣政治、教育與文化的重心。
戰後，美崙地區有許多眷村與公務人員眷舍，主要集中在民勤里與民意里，近來改建為住宅區，吸引各眷村居民，因此外省族群人口比例較高。另外，美崙地區也因發展為文教區，而吸引不少移民遷入，但客家移民並未形成集居聚落。
第2聯合里，民生、民權、民族、民有、民主、民治6個里，包括花崗山與舊火車站一帶。第2聯合里位於花蓮市區東側，是日治時期就開始發展的地區，大部分為福佬族群。日治時期移居花蓮的客籍移民，主要在民族、民權、民生里與福佬族群混居。民治里為過去鐵路局公務宿舍，許多客家鄉親因工作因素而在此居住，目前民治里客家族群約占三成。
第3聯合里，主計、主義、主信、主勤、主商、主工、主睦7個里，俗稱市區。第3聯合里以福佬族群最多，客家族群次之，外省族群與原住民族群人口不多；福佬、客家族群以“城隍廟”、“媽祖廟慈聖宮”為主要信仰中心。
第4聯合里，主安、主農、主和、主權、主學、主力，客家族群散居其中，人數約占15%。第4聯合里過去為農業區，1971年後，受到花蓮市區往南發展的影響，出現國民住宅。第4聯合里住宅區內的客家新移民，信仰方面部分接受福安廟的土地公信仰，也有移民因為來自鄰近鄉鎮，而回到原居地參加宗教活動。
1. 主安里：2002年由主農里分出，屬於住宅區型的村里，客家族群人數不多，多半是婚嫁入籍的女性。
2. 主權里：客家族群不多。
3. 主農里：主農里位於花蓮市與吉安鄉仁里村的交界，日治時期苗栗客籍移民曾在此地發展農業。1981年後，出現不少住宅區，吸引附近客家族群就近購屋。
第5聯合里，國風、國防、國治、國光、國魂、國安、國威、國華、國聯、國盛10個里，居民以福佬族群與外省族群居多，客家族群人數較少。客家族群多散居各里從商，或因通婚遷入。
第6聯合里，國富、國裕、國慶、國強、國福、國興6個里。國富、國裕里，因住宅區的設立而吸引不少客籍移民遷入。
1. 國興里：2002年由國慶里分出，國慶、國興兩里，為花蓮新興文教區。
2. 國裕、國富里：原住民族群不多，最多的是福佬族群、其次為客家族群與外省族群。國裕、國富兩里居民，尚未形成明顯的信仰型態。
3. 國強里：清代時已有漢人在此開墾，為花蓮最早的漢人聚落，亦有少數日治時期的客家移民。
4. 國福里：原住民人口約占1/3，部分為福佬、客家族群。
2.
客家族群的產業與信仰
1. 產業：花蓮市客家族群依照移居時間，可分為日治到戰後初期的移民與1981年後的新興移民兩個階段。日治到戰後初期的客家移民，主要在花蓮市區從商；1981年後，新興住宅區的設立，吸引不少從事公務、教育相關工作的客籍移民。
2. 信仰：日治與戰後初期的老住戶和市區的客家族群，多半接受花蓮市本地的信仰，如“慈天宮”、“城隍廟”。1981年後的新移民，較少參與花蓮本地宗教性活動。
(二)吉安鄉
1. 客家族群的分布
吉安鄉是花蓮縣客籍人口最多的鄉鎮(但非比例最高)，客家族群約占全鄉人口30%。客家移民依據移入年代可分為清代客家移民、日治時期的移民與1981年後的新移民3個階段。吉安鄉客家族群因分布廣泛，下文將介紹客籍人數占20%以上的村里。
1. 永興村：客家人占60%、阿美族人30%、福佬族群10%。永興村的客籍村民主要在日治時期移入，當時多受雇於日本籍農民。日本人離開後，外圍的客籍農工才進入移民村居住。
2. 稻香村：客家籍人口占60%、福佬籍占30%、外省族群與阿美族人合計10%。稻香村從日治時期就是重要的客家聚落，客籍人口曾經高達80%。除桃竹苗的移民，也有西螺廖姓與李姓的詔安客家人。日治時期的客籍移民，多半受雇於日籍移民從事農業工作，至今仍以農業發展為主。
3. 吉安村：村內客家人口比例將近50%，稍多於福佬族群。客籍移民多在戰後初期移入，以務農為主。近年來增加不少來自鳳林鎮的新住戶。
4. 仁里村：客家人占50%，福佬人35%，阿美族人15%。仁里村日治初期有苗栗客家人到此發展農業，直到戰後村民皆以農作為主。1981年後，因經濟發展與農業政策使然，村內土地有50%為住宅區、40%為商業區；村內人口有40%從事商業、30%為軍、公、教人員。
5. 北昌村：福佬族群占50%、客家人30%、外省族群占10%多。北昌村位於花蓮市火車站後方，日治時期稱為“田寮”。
6. 慶豐村：福佬族群約45%，客家族群約占25%到30%、原住民族群占15%，客家族群多由新竹、苗栗遷來。
7. 南華村：客家族群約占45%，福佬族群35%，原住民與外省族群各占10%。日治時期的南華村是福佬族群的重要聚落點，客家族群並不多，戰後福佬族群陸續遷出，附近村里遷來的客籍移民，使得客籍人口比例漸高。
8.
宜昌、南昌村：南昌村原住民33%、福佬、客家次之，客家族群約占20%-30%之間；宜昌村客家族群相當少，最多占一成。宜昌、南昌村從日治初期起，就有不少客家移民進入，除了來自桃、竹、苗外，也有來自西螺廖姓與李姓的詔安客。
9. 干城村：客家族群約占25%，以苗栗籍居多。
10.東昌村：原住民族群占30%，客家族群約占25%到30%、福佬族群30%，客籍村民主要來自苗栗縣。
11.太昌村：村內福佬族群占50%、客家族群約20%、原住民族群20%。村民以宜蘭籍福佬人居多，也稱為“臺灣村”。
12.福興村：福佬50%、客家人20%、原住民20%、外省族群接近10%，客家族群主要由苗栗、新竹遷入。福興村移民以宜蘭籍福佬族群為多，主要在日治時期移入。
2.
客家族群的產業與信仰
1. 產業：吉安鄉境內因有吉安溪與木瓜溪的灌溉，擁有3,000公頃的可耕地，1991年後，吉安鄉成為供應花蓮市及大臺北地區的蔬菜產區，又以客家族群最集中的稻香、永興兩村產量最大。
2. 信仰：吉安鄉各村里聚落內，均有土地公廟，為日治時期老住戶的信仰中心。稻香、永興兩村的土地公廟還有「石爺」與「石娘」的祭祀，屬於民間信仰中的石頭神，保佑兒童健康長大。另外，稻香、永興、南昌村居民供奉的義民爺，與客家族群的原鄉信仰有關。吉安鄉還有一座重要的廟宇五穀宮。五穀宮成立於日治時期，以神農大帝為廟內主神，信徒從日治時期至今圴以客籍鄉民為多。
四、縱谷地區的客家族群
(一)壽豐鄉
1. 客家族群的分布
壽豐鄉客家族群約占全鄉人口10%-20%之間，以舊稱“豐田”的豐山、豐裡、豐坪(以下稱為豐田三村)最為集中。壽豐鄉的客籍鄉民主要在日治時期移入，原居地多半為新竹，並以“范姜”為鄉內客家大姓。
壽豐鄉客籍人口移入時間，可分為清代、日治時期與戰後3個時期。其中以昭和年間移入人口最多。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許多客籍軍人也定居在此。
壽豐鄉客家族群，主要集中於豐山、豐裡、豐坪三村與壽豐村。
1. 豐田三村，豐山、豐裡、豐坪三村，“豐田”乃延用日治時期的村名，範圍包括壽豐鄉的豐山、豐裡、豐坪三村，是壽豐鄉內客籍人士較多的村里，豐田三村的客籍人口比例約占75%、福佬人約占25%。1913年，日本政府設立日本移民村“豐田”，村內有“大平”、“中里”、“森本”、“山下”四個聚落。1917年“豐田圳”完工，移民村的灌溉問題獲得改善。近年來豐田三村出現以社區文化、生活、環境為主軸發展的團體，讓社區內各項組織更為多元發展。
2. 豐山村：豐山村日治時期屬於“豐田移民村”的“山下”聚落，目前仍能夠見到日治時期的聚落遺跡。村內福佬、客家族群各占半數，村內的客籍居民，主要在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遷入。豐山村在日治時期因生產石綿而為礦區，1966年到1973年更因“豐田玉”而聲名大噪，之後的無子西瓜也讓豐山村持續繁榮。
3. 豐裡村：日治時期“豐田移民村”的“中里”與“森本”聚落，都位於豐裡村，客家聚落集中在接近豐裡村東邊，戰後也有隨國民政府而來的客籍軍人。豐裡村內有90%為農業人口，作物以瓜果類為主，並嘗試花卉栽培等農作。
4. 豐坪村：屬於日治時期移民村的“大平”聚落，戰後改為“豐坪”。近年來豐田社區進行的社區營造計劃，在豐坪村豎立風車作為“豐田”的地標。人口結構中客家族群最多。
5. 壽豐村：村內客家族群約30%、福佬人約占40%、阿美族人20+%多。壽豐村為鄉治所在。
2.
客家族群的產業與信仰
1. 產業：日治初期設立移民村後，便著手改善灌溉與發展產業耕作計畫，成為鄉內農業條件較佳的地區。此時大量客家移民也開始遷入，並受雇於日籍農人。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一直以菸草、甘蔗、水稻為主要作物，1971年，在農會的推廣輔導下，轉為栽培發展無子西瓜。
2. 信仰：日本移民村與豐田社區的密切關係，也反應在交融的信仰上。碧蓮寺是日治時代的豐田神社，位於日治時期移民村森本附近，鳥居在移民村中里附近，距離碧蓮寺約600公尺，這段路使參拜的心情沈靜下來；寺前的日式石燈猶存和風，曾經倒置於茄冬樹下為桌，今己重行樹立；兩隻狛犬踞寺而伏，顯示此寺原為日本神社；其旁另有一對石獅子，乃戰後所置；兩對不同民族的鎮廟獸和平相處，呈現臺灣民間文化的雜揉性格。碧蓮寺有一尊黑色露牙的神像不動明王，原為日本佛，又名不動金剛明王、不動使者、無動尊菩薩，為密教5大明王、8大明王之主尊。傳說此尊木雕的不動明王金身，原供奉於初音(今吉安鄉干城村)西寧寺附近。1946年由葉欽富等13人將其請回豐田奉祀，成為碧蓮寺的特色之一。不動明王的信仰在臺灣地區其他佛寺並不多見，但在花蓮除了碧蓮寺、西寧寺外，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寧安橋旁、吉安鄉的慶修院，均供奉不動明王神像，據我高中同學姚誠教授(任教於花蓮師院社教系)的研究，這尊神像是日治時期留存臺灣的少數不動明王之一；因此當我們看到印度的佛祖、觀世音菩薩、彌勒佛，日本的不動明王，和臺灣民間信仰的五穀先帝、天上聖母、地母娘娘同受供奉，就可以了解臺灣民間信仰的包容性。
(二)鳳林鎮
1. 客家族群的分布
花蓮縣鳳林鎮客家族群占55%，主要在日治時期移入，多數散居鎮內各里從事農業。
按照客家族群遷入鳳林的時間，可分為清末日初、日治大正昭和時期與戰後三個時期。清末與日治初期的客籍移民不多。1913年，設有日本人移民村“林田”，提供日本籍農民移住，並吸引客籍農民來此尋求發展。1950年，部分客籍移民隨國軍進駐鳳林鎮，但戰後客籍移民的人數與規模，都無法與日治時期相比。
1. 林榮里：福佬占60%，客家人30%，客家族群主要在日治中葉移入。
2.
南平里：南平里日治時期屬於林田移民村內，南平里因為地勢平坦，在日治時期設有甘蔗蔗苗培育中心，日治末期曾籌建飛機場，戰爭結束後因位於飛機場南邊而改稱為“南平”。客籍人口約占80%，其他為來自宜蘭的福佬族群，與來自中國大陸的外省族群。
3. 北林里：客家族群將近90%，客籍里民主要在日治時期來自苗栗、新竹湖口等地，以翁姓、黃姓與林姓為大姓家族。北林里在日治時期以菸草種植為主。戰後客籍移民遷入後，繼續以菸草或甘蔗、水稻、花生、無子西瓜等為主要作物。
4.
大榮里：里民主要來自臺灣北部，包括桃園、中壢、觀音的福佬、客家族群。大榮里一直以菸草、甘蔗為主要產業。菸樓為當地主要的歷史特色。
5. 鳳仁里：客籍人口約占60%。客籍里民主要來自新竹湖口、新埔，大多在日治時期來此務農，主要種植甘蔗、玉米、菸草等。
6. 鳳禮里：里內福佬與客家族群各占一半。鳳林全鎮信仰中心“壽天宮”位於本里，壽天宮奉祀關聖帝君、至聖先師、神農大帝、觀世音菩薩、天上聖母、城隍爺等，並在廟方右側供奉“義民爺”。
7. 鳳智里：客家族群約占60%。客籍里民多半在日治時期來此經商。
8. 鳳義里：客籍里民主要在日治時期，從新竹芎林、新埔等地移入。
9.
鳳信里：居民以客家族群與原住民族群各占1/3，福佬族群次之。本里的客家族群在日治時期來自新竹、苗栗。
10.長橋里：里內人口有85%是客家族群，其他則為福佬族群與外省族群。長橋里在日治初期就有客籍移民進入，多數以種植甘蔗為生。
11.森榮里：森榮里日治時期為林田山林場，最早是臺灣總督府在進行調查之後，將此地編為第13號的“花蓮林田山”事業區。日治時期的舊建築與產業特色，讓林田山成為具有歷史幽情的懷舊景點，目前森榮里有林業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相關社區工作，將社區凝聚力作為發展林業觀光的動力。森榮里的客家人占33%強，主要在日治時期由新竹、苗栗來此工作，33%為阿美族人，33%弱為福佬族群，里民多數為林務局退休員工。
12.山興里：山興里在清末就有福佬人與客家人居住。山興里過去以水稻為主，1981年後多數休耕，改種檳榔，近年開始轉為蔬菜栽培。
2.
客家族群的產業與信仰
1.
產業：日治時期各項產業的發展，讓西部的移民開始移入花東地區，這些移民當中有不少是客家移民。鳳林鎮除鳳仁、鳳禮、鳳智3個里之外，其他各里幾乎都以水稻、甘蔗、菸草為主要的經濟活動。近年發展以農產品精緻化與產業觀光化為發展方向。
2. 信仰：鳳林民間信仰以各里或各社區的土地公廟為地方性的信仰，超越村里社區的信仰以鳳林街上的壽天宮為中心。
(三)光復鄉
1.
客家族群的分布
全鄉的人口約有49%屬於原住民族群，阿美族人為多，以種植水稻與甘蔗為業。漢人主要集中在南邊6個村，以糖廠職員與商業為多。客籍人口約占鄉人數10%，主要分布在大豐、大富兩村。按照移入時間，可分為清、日治與戰後3個時期。清代客籍移民，主要集中在兩大部落“太巴塱”與“馬太鞍”一帶。日治時期光復鄉因有糖廠的設立，不少桃、竹、苗的客籍移民遷入，以糖廠在原料區的各項工作為主。戰後初期，進入大豐、大富兩村的唐山客，同樣以糖廠工作維持生計。
1.
大豐、大富村：兩村通稱為「富豐社區」或「大和社區」。村內福佬、客家族群混居同住，客籍村民占總人口數50+%。
2. 大富村：福佬族群與客家族群各占一半。大富村居民都是糖廠工人，村內各族群都是混居。
3. 大豐村：客家族群比福佬族群多一些。客家族群入墾時多半是整家、整戶的進入開墾，長久居住的考量較多；福佬人多是隻身前來發展，以個人生活溫飽為主。
2.
客家族群的產業與信仰
1.
產業：光復鄉的客家族群，以農業發展為主，因年代不同，而有移入地點與產業類型的差異。清末日初來到光復鄉發展的客家人可能都在山區煉製樟腦。昭和年間，糖廠原料區需要大量工人，慢慢發展出蔗農村落。
2. 信仰：大豐、大富兩村居民多是糖廠甘蔗工人，相當重視甘蔗採收的開工、完工儀式。“富安宮”是大豐、大富居民的信仰中心，主神古公三王在日治時期從宜蘭二結鎮安廟請來。
(四)瑞穗鄉
1. 客家族群的分布
原住民占人口比例37%，另外63%主要是福佬與客家族群，其中客家族群約占20%-30%左右。瑞穗鄉在清代就有不少客籍墾民移入，日治時期湧入更多尋找工作的客籍移民，戰後遷入的反而不多。整體而言，瑞穗鄉的客家族群主要在日治時期移入，北邊拔仔庄的移民潮為大正到昭和年間，瑞穗、瑞美村開始在昭和年間、南邊的舞鶴臺地則在昭和末年。
1. 拔仔庄：拔仔庄屬於瑞穗鄉富興、富民、富源三村，客家族群多集中在富源與富興兩村；富民村則以阿美族人為主，原住民族群占了富民村人口的74%。大正年間拔仔庄因花東鐵路通車到玉里，加上東部甘蔗、菸草產業需要大量農工，移民人數開始大量增加，當中多半是新竹、苗栗的客家移民。拔仔庄的信仰中心是富源村的保安宮，廟內供奉城隍爺、玄天上帝、五穀先帝、天上聖母等。
2. 富源村：漢籍人口占67%，當中客家族群多於福佬族群。富源村富源社區日治時期又稱為鍾屋庄，因社區內以鍾姓客籍人口居多，大部分是日治初期從苗栗移入。
3. 富興村：原住民人口約占40%，福佬、客家各占30%。富興村的客家族群與福佬、阿美族人混居於富興社區。富興村從日治時期開始就是重要的甘蔗產地，1961年起轉以鳳梨種植。1981年，農民逐漸轉為鳳梨花與文旦柚種植。
4. 瑞北村：原住民占30%8，漢籍人口中以客家人口居多數，至少33%。日治時期主要以菸草種植為主，菸業工人主要是客家與阿美族人。三元宮是瑞北社區內祭祀三官大帝的廟宇，信徒主要在瑞北村內與鄰近地區。
2.
客家族群的產業與信仰
1.
產業：瑞穗鄉清代客家移民，主要隨清政府官方勢力進入，在產業部分僅零星開墾，並與原住民族群關係緊張。大正到昭和年間的產業政策，吸引許多客家移民前來。戰後客籍移民陸續定居，並繼續從事農業生產，主要以稻米、甘蔗兩項農產品為主。
2. 信仰：瑞穗鄉在清代已有政府駐軍，因此帶入漢人傳統信仰，如富民村的保安宮、瑞北村的三元宮、瑞美村的青蓮寺等，各廟香火都源於清領時期。
(五)玉里鎮
1. 客家族群的分布
客家族群占33.3%，原住民占27%，其他則是福佬與外省族群。玉里鎮客家族群的移入，主要分為清代與日治時期兩個時期。清代的客籍移民，多半已遠遷或入籍原住民族群。明治年間，有少數客家族群到山區伐採樟腦，大量移入則要在大正年間之後。戰後初期，玉里鎮內的客家人略多於福佬人。
1. 三民里：三民里原住民占了不到10%，其他皆為漢籍。客籍里民主要集中在“三軒”、“三民車站”一帶。“三民車站”一帶以桃、竹、苗的客籍農民為多，“三軒”以來自新竹的客家移民為多。三民里在日治時期有產業會社與移民的入墾，大正到昭和年間是採樟煉腦的黃金時代。
2. 大禹里：客家族群多半是日治時期來此採樟腦與香茅草的工人，後來菸草業興盛後，漸漸轉為日籍菸農的雇工。大禹社區是各族群混居的地方，客籍移民在日治末期到戰後初期遷入，主要分布在社區外圍。目前居民以客家、福佬籍居多。
3. 永昌、啟模、泰昌、國武、中城里：居民以外省、福佬、客家3個族群為主，原住民族群人數不到10%。
4. 源城里：里內客家族群占70%以上，客家族群主要分布在“客人城”、“神社腳”，在“水源地”一帶則與阿美族、福佬族群混居。
5. 長良里：36%是原住民，客家族群在“長良社區”與阿美族、福佬族群混居外，也分布在“北村”、“山腳”與“尖角仔”幾個散村。
6. 春日、松浦、觀音、東豐、樂合里：玉里鎮“河東地區”共分為6個里，客家人多在日治時期到此發展，採樟煉腦或農墾。日治到戰後，隨著樟腦、香茅草、菸草耕作面積的減少，與稻米品質與產業的提高，“河東地區”漸漸變成東部重要的稻米產區之一。
7.
春日里：春日里的客家族群，在日治明治到大正年間，受到樟腦伐採業吸引到此，大正前後多在秀姑巒溪畔以農墾為主。昭和年間因玉里大量種植菸草，帶入不少來自桃、竹、苗的客籍菸農。
8. 觀音、松浦里：觀音、松浦兩里的客家、福佬族群聚落，主要圍繞著阿美族與平埔族部落周圍。
9.
東豐里：東豐里的客籍農民以種植香茅為主。東豐、石坑兩聚落居民，各以聚落中的土地公廟為信仰中心。
10.樂合里：客家族群以南通為主要聚落。
2.
客家族群的產業與信仰
1. 產業：日治時期玉里鎮重要產業有樟腦、菸葉、稻米等，吸引了許多客家移民前來。
2. 信仰：位於玉里市區的協天宮，「關聖帝君」香火源自於清代，是當時少數漢人的信仰中心。隨著不同移民的需求，廟內陸續增加釋迦牟尼佛、五穀先帝、觀世音菩薩、天上聖母、至聖先師、福德正神、城隍爺、註生娘娘、義民爺等神明。
(六)富里鄉
1. 客家族群的分布
客家族群約占40+%，主要在日治末期由桃竹苗移入，客家族群多數與平埔、福佬族群混居，部分平埔族人甚至因混居而客家化。客籍移民按照移入時間，主要集中在日治時期到戰後時間。
1. 吳江村：客家族群約占40%，其他以福佬與平埔族群為多。客籍村民主要是日治時期到戰後之間，來自桃園、新竹一帶。
2. 東里村：東里村除了是過去的行政中心外，也是鄰近吳江、萬寧兩村的交通出入口，為富里鄉北區三村的樞紐位置。本村的平埔族人最多，其次才是占30%-40%的客家族群，再次之是福佬族群。
3. 萬寧村：客家族群主要分布在聚落外圍，人口數少於平埔、阿美、福佬族群。
4. 竹田村：客家人占60%，福佬與平埔共約40%。客家族群主要在昭和年間，由新竹、臺北、臺中、花蓮遷入。
5. 新興村：村內以客家族群人數最多，其次是平埔族群。新興村主要的客籍聚落有“學校園”、“東竹”2個，居民以大正年間的桃、竹、苗移民為主。
6. 羅山村：羅山村以山區丘陵地形為主。以平埔、客家、福佬族群為主。客家族群約占全村人口的1/3強，主要在日治時期移入本地。
7. 富里村：福佬族群略多。人口約30%的客家族群，主要在日治時期由新竹移來。
8. 石牌村：“石牌”的地名從清代開始使用。村內客家族群比平埔族人多，但無明顯客家聚落，而與不同族群混居。
9. 明里村：日治時期的明里村，屬於“頭人埔庄”(竹田村)的範圍，戰後才獨立為明里村。客家族群、平埔族群的人數較多；客籍人口在“明里社區”最集中，另外則散居在“大肚(堵)”。
10.永豐村：永豐村在富里鄉是較晚形成聚落的地方，日治時期臺北、新竹、臺中的移民開始進入永豐村的山區發展，當中以來自當時新竹、桃園的客家族群居多。目前居民以客家與平埔族人為多。
11.豐南村：阿美族人占一半，客家族群約占20%；客籍人口集中在“學校坪”，也散居在“臭水溝”與“粗溝仔”一帶。
12.富南村：富南村在日治時期以甘蔗為主要產業，近年則改成稻米生產為主。富南村以福佬、客家、平埔為主要族群，三族群人口比例平均。客家族群主要在大正、昭和年間由西部移入，也有戰後由中國大陸遷到山區開墾的唐山客。
13.學田村：學田村以福佬族群與平埔族群為多，客家人約占40%。客家族群的遷入主要在日治時期，以北部桃竹苗與南部的六堆客家人為主。
2.
客家族群的產業與信仰
1. 產業：清末到日治初期的東里村，已完成數條灌溉渠道，其他村落因缺水無法發展農業，因此農墾移民多集中在東里村附近，其他地區以樟腦與香茅油為主要產業。1933年後，秀姑巒溪的灌溉道完成，使得稻作產量大增。昭和年間到富里的客家移民，因適合耕作的地區聚落都已形成，便繼續到山區坡地進行旱作、雜作的小型農業。
2. 信仰：富里鄉的客家族群多數來自桃、竹、苗，因與平埔族群或福佬族群混居，在地方上共同信仰土地神。日治末期客家族群人數漸多，原來參與南區祭祀活動的竹田、新興、羅山三村，改以原鄉信仰義民爺香火為主。義民爺的信徒原來只以客家族群為主，後來當地的福佬、平埔族群也慢慢接受，而在新興、竹田、羅山三村形成一個以義民爺的信仰中心。
五、客家族群的文化與特色
(一)客家族群與產業
花蓮縣客家族群的分布，依照產業發展與信仰型態的差異，有平原與縱谷地區不同類型的發展。1981-1986年，縱谷地區的客籍農民，在歷經農業政策影響後，由傳統農業轉向精緻化、休閒化的方向發展。
1. 客家移民與聚落
花蓮縣客籍移民，按照遷入時間可分為清代、日治與戰後三個時期。清代客籍移民，分為農墾移民和樟腦工人兩類。日治時期客籍移民，多半是日治時期東部產業快速發達，來此尋找工作機會。戰後客籍移民，是退役軍人在派駐或轉業後留下。
清代的客籍移民按照工作性質，可分為農墾移民與樟腦移民兩類：第1類客籍移民，主要與福佬族群合作開墾換得的土地，或在清政府武力保護下，形成獨立的農墾聚落；第2類的樟腦工人，分布在原住民部落外圍，主要在山坡地採樟腦。
日治初期，政府一面控制原住民勢力，一面對東部土地進行調查。中期後，大批西部客家移民湧入花蓮。日治中期到晚期，大量來到花蓮的客家移民，分布在日本移民村外圍，主要工作是當日本移民的雇工，或在日本糖廠原料區，菸業發展區附近居住。以樟腦為業的客家移民，則帶狀分布在山腳，後來因人口漸增而成為小型聚落。
戰後，到花蓮的客籍移民，多半是跟隨國民政府進駐的軍人，或是經過退役輔導委員會的安排，在各農場住下開墾。
2.
1981年前後的農業政策
1981年前，花蓮縣多數客籍縣民，主要分布在縱谷地區，以農業生產為主。1981-1986年間，因為臺灣整體經濟的發展，除了農業政策改變之外，花蓮的工、商業也跟著發達起來，不少客籍農民紛紛轉作其他作物。1986年後，留在縱谷地區的農民，轉而發展精緻化、觀光化的高品質農業。
各項土地改革政策推行後，直到1981年，花蓮縣農業持續以產量與種植技術改良為主，主要作物有菸草、甘蔗、水稻等。
(二)客家族群與信仰
1. 平原地區的信仰
平原地區客家族群，主要分布在花蓮市與吉安鄉兩個鄉鎮，按照遷居時間可分為日治移民與新近移民。
花蓮市新近客家移民，因工作性質，在參與宗教性活動方面並不明顯。吉安鄉新近客家移民同樣沒有形成集體性的祭祀活動，仍然以原居地的信仰為依歸。
日治時期的移民，在花蓮市多半與福佬籍共同信仰，以城隍廟、慈聖宮與福安廟為主。吉安鄉客籍人口最密集的吉安、稻香、永興村，以五穀宮為信仰中心，香火源自多數移民的原鄉苗栗。稻香村與永興村各有1座土地公廟，2座土地公廟祭祀的石爺與石娘，在客家族群分布的近山地帶較為普遍。
平原地區的信仰，花蓮市較為隱性，吉安鄉則有新、舊移民的差異，反映吉安鄉位於平原與縱谷地區的樞紐位置。
2.
縱谷地區客家族群的信仰
縱谷地區客家族群，從西部原鄉帶來神明信仰，透過神明香火延續與原鄉的關係，主要有“五穀大帝”與“義民爺”信仰。
客籍移民到花蓮主要是尋找工作機會，並不會因原鄉不同而壁壘分明，尤其多數務農的關係，廟內同時供奉五穀神農與義民爺的情形相當普遍。
1. 農業神的信仰：花蓮縱谷地區的客家聚落多為農村，因此與農業神的信仰也就特別的密切。對花蓮縱谷地區客家族群而言，“五穀神農”的信仰同時具有產業與原鄉兩層關係。
2. 義民爺信仰：臺灣義民爺信仰主要存在於西部，以客家族群分布的桃園縣、新竹縣、屏東縣等地為主，也被當成是客家族群的信仰。西部的義民信仰可分為北部與南部兩種，北部以新竹新埔鄉“褒忠義民亭”為中心，南部以屏東竹田“忠義廟”為發跡地。花蓮客家移民進入東部時，也將“義民爺”信仰帶入。
六、閩客輪替執政的地方自治
花蓮縣的地方派系比較特殊，主要由客家派與閩南派兩大族群勢力構成。
1946年1月11日，花蓮縣政府組織成立後。張文成奉派為首任縣長，1948年1月，由曹匯川接任。1950年4月22日，臺灣省頒布實施地方自治綱要，縣議會代縣參議會而興，縣長與縣轄市長，亦悉由民選；至此，花蓮縣地方自治乃初具規模。
自1950年8月至1951年4月，各縣市完成縣市長選舉。依辦理時間，各縣市選舉議員，分為五期，花蓮臺東兩縣列第一期，而以花蓮居先。縣議員每屆任期為二年，連選得連任，全縣應選名額係以人口數為計算標準，規定每滿一萬人選出議員一名，其餘數如滿五千人者增選一名，但花蓮、臺東澎湖三縣人口較少，故與他縣市不同，即每滿五千人選出議員一名，餘數滿三千人者增選一名，山地鄉每鄉選出議員一名；至於平地山胞在五百人以上不滿五千人者選出議員一名，滿五千人者每加五千人，增選一名。婦女議員名額，不得少於議員總名額十分之ㄧ。花蓮縣於1950年5月10日成立選舉事務所，民政廳長兼選舉監督派縣長曹滙川為選舉委員會主席，梁阿標、吳萬恭為委員，全縣劃分八個選舉區，選出議員三十四名。1950年8月第一屆花蓮縣議會成立，林永樑為議長。10月，無黨籍的楊仲鯨則當選花蓮縣第一任民選縣長。
就人口結構而言，除了原住民之外，閩南人和客家人是最先移民花蓮的族群，人數也最多。閩南人集中地是花蓮市、新城、壽豐、瑞穗和光復鄉，客家人的主要居住地為花蓮市、吉安、玉里、富里和鳳林等鄉鎮，從居住的分布情形，可以約略暸解花蓮的族群生態。此外，就選舉區域選民結構而言，北區選民以公務人員與經商者為多，自主性較高；南區務農為主，政治傾向保守。另有占四分一人口的原住民票源，往往為國民黨所支配。正因如此，執政的國民黨為了地方團結，安撫占有花蓮縣人口較多數的閩南與客家縣民，便充分利用族群關係的張力，維持閩、客勢力在政治版圖上的均衡。在戰後花蓮政治發展史上，形成不成文的由閩、客人士在政壇上輪流掌權的傳統，並進行權力平衡，閩南籍勢力略有優勢。
客家派最初領導者為林茂盛與黃金鳳，主要勢力在縣農會、鳳榮區農會等，參與投資國泰化工、中華紙漿、台灣農林等企業；閩南派最初領導者為楊仲鯨與黄福壽，主要勢力在縣農會、花蓮汽車客運公司、台灣中小企業銀 行及參與花蓮貨運，豐濱游覽汽車等企業投資。
所謂閩、客勢力均衡，大致係指縣長和省議員一閩一客的交替分配。第一屆縣長楊仲鯨是閩南籍，也是無黨籍；第二屆縣長是客籍的林茂盛，省議員則是閩南籍的林永梁；第四、五屆縣長是閩南籍的柯丁選，省議員分別為客家籍的馬有岳與徐國輝；第六、七屆縣長是閩南派的黃福壽，省議員分別為客家籍的黃金鳳與吳水雲等；第八、九屆縣長是客籍的吳水雲，省議員是閩籍的張俊雄；第十屆縣長是閩籍的陳清水，省議員是客籍的吳國棟；第十一屆縣長是客家籍的吳國棟，省議員是閩南籍的張福興，第十二屆縣長是閩南籍的王慶豐，省議員為閩南籍的張福興。這種權力分配反映了花蓮縣社會結構的基本特徵。外省人與原住民均是相對少數，沒有力量問津地方權力；閩南人與客家人則是兩大基本勢力，實力相差不大，誰也無法壟斷有限的權力大餅，利益也無法獨自占有，只有進行輪流分配，才能維持相對穩定的社會與政治結構。
花蓮地區閩客政治生態的平衡，最早可追溯1950年。由於二二八事件時，原本被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推為縣長第一人選的張七郎遇害，造成群雄並起的局面。國民黨籍的三位客籍人士：鳳林鎮林茂盛、玉里鎮謝琳森，以及吉安鄉李羣山，均出馬競選縣長；黨外高雄籍的楊仲鯨亦投入選戰；開票結果，所有候選人均未達最低得票標準，於是由得票最高的林茂盛和楊仲鯨重新投票。在重新開票時，原本支持謝琳森和李羣山的客家人士並未全力支持林茂盛，而楊仲鯨則喊出「閩南大團結」的口號，且順利黨選首屆民選縣長。從此，客家人士感覺到團結的重要，體認出祇有團結合作，始能在政壇上占有一席之地。此後每次選舉，閩、客政治生態平衡的情形就必然出現。
第二屆縣長選舉時，國民黨提名客籍的林茂盛出馬角逐，省議員則提名閩籍的林永樑。此時無黨籍的楊仲鯨積極爭取連任，推出亦屬黨外的呂世明搭檔選省議員；於是在國民黨輔選單位的動員，呼籲閩、客大合作，發動支持林茂盛的客家人，和支持林永樑的閩南人，彼此互相抬轎，終於擊敗楊仲鯨和呂世明的搭檔。由於這次的聯手使得林茂盛和林永樑雙雙獲勝，從此植下閩、客平分花蓮政壇的基礎。關於這段淵源，見諸於當時地方記者的報導：
楊仲鯨為什麼反會敗於林茂盛呢？檢討兩人成敗得失可以歸納以下幾項：以林茂盛說，第一他是由鄉鎮長起家，先後擔任過豐濱、瑞穗、鳳林鄉鎮長；鳳林是他的故鄉，附近幾個鄉鎮都是他基本地盤，再加上三年多的副議長任內，全縣上中層階級都瞭解他能幹。其二林是「客家」，這次在選舉前，以劃破「福佬」「客家」界限為口號，故也爭得一部分「福佬」派的寄望。其三林是國民黨之提名，得到黨員的支持，其四即二萬餘張山地票絕大多從楊手中搶奪過來，其五厥為林在副議長任內實事求是，且深富行政經驗、就上列五點是他本屆獲勝的主要因素。……就這次的選舉看顛撲不破的地方派系，所謂「福建」「客家」這一條鴻溝，仍然很深，縱然林茂盛竭力喝出不能再分別「福」「客」，但事實仍未見消除，為花蓮縣長整個前途設想，寄望林氏就任後，有力實施所提政見為地方團結而著手，造福桑梓，是莫大幸為！
第三屆縣長選舉時，國民黨推出浙江籍的胡子萍競選縣長，由黨外候選人徐輝國(客籍)與之競爭，國民黨提名的林茂盛(客籍)則轉戰省議員。由於胡子萍和花蓮閩籍人士關係深厚，被視同閩系人馬。選舉結果，胡子萍(60,087票)大勝徐輝國(24,703票)，林茂盛(33,718票)勝楊仲鯨(29,217)。這次選舉國民黨在操作閩、客均衡的政治生態下，雙雙穩住席位。
再舉省議員選舉為例，亦是呈現閩、客對立陣營分壘，1960年4月第二
|
表2 花蓮縣歷屆縣長與省議員族群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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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
縣長
|
屆別
|
省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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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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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仲鯨(閩)
|
臨1
|
馬有岳(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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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林茂盛(客)
|
臨2
|
林永樑(閩)
|
|
3
|
胡子萍(親閩)
|
1
|
林茂盛(客)
|
|
4
|
柯丁選(閩)
|
2
|
馬有岳(客)
|
|
5
|
柯丁選(閩)
|
3
|
徐輝國(客)
|
|
6
|
黃福壽(閩)
|
4
|
黃金鳳(客)
|
|
7
|
黃福壽(閩)
|
5
|
吳水雲(客)
|
|
8
|
吳水雲(客)
|
6
|
張俊雄(閩)
|
|
9
|
吳水雲(客)
|
7
|
張俊雄(閩)
|
|
10
|
陳清水(閩)
|
8
|
吳國棟(客)
|
|
11
|
吳國棟(客)
|
9
|
王慶豐(閩)
|
|
12
|
王慶豐(閩)
|
10
|
張福興(客)
|
|
13
|
王慶豐(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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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省議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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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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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福興(客)
|
|
|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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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深山(閩)(補選)
|
|
|
屆省議員選舉，花蓮應選一名。有國民黨候選人馬有岳，黨外候選人蕭珠塗、蔡德彬等三人角逐。其中蕭珠塗實力薄弱，不足以言競爭外，馬有岳與蔡德彬選情至為拉距緊繃。當年29歲的蔡德彬，代表在地「福佬派」出而與在地「客家派」的馬有岳抗衡。就個人聲望言，蔡德彬自不堪與曾任第一、二屆省臨時議會議員、省農會理事長的馬有岳相比；但就實際情況言，花縣在歷屆選舉中，福佬與客家人陣線是分明。當地福建籍選票約四萬多張，客家籍選票約三萬多張，外省籍選票約一萬五千多張，若蔡德彬能夠把握得好，自然有壓倒馬有岳而獲當選的可能。當時地方記者分析這場勝負難料的選舉特別提到上屆縣長選舉時馬有岳支持親閩派的胡子萍，引起一些客家人的反對，致使此次他個人的選舉面臨苦戰：
馬有岳目前最大的困擾是：三年前當現任縣長胡子萍與客家人林茂盛為黨提名相持不下時，馬有岳曾領銜向中央常會陳情支持胡子萍，致使林茂盛失敗。這一行動迄今仍為部分客家人不滿，因而使他在這一屆省議員競選中原來可以全部獲得的客家票發生了動搖。雖然馬有岳有國民黨的全力支持，獲得八成以上的外省票不成問題；但整個形勢卻不容十分樂觀。因此，乃使馬有岳與蔡德彬之戰愈演愈烈。
選舉結果，客籍的馬有岳獲勝。
第四屆縣長選舉由柯丁選和黨外候選人徐輝國(第三屆省議員)的競選中。地方記者對於徐輝國(客籍)的個人評價頗高，但已先預告徐必定落選，其分析一方面直指國民黨掌控花蓮選舉票源，其次亦即閩、客政治生態平衡問題：
花縣柯丁選勝利在望。花蓮縣的縣長選舉，國民黨候選人柯丁選，在個人聲望上雖略遜於黨外候選人徐輝國，但從已往歷屆的選舉情形來看，國民黨所可控制的票源甚多，加上柯丁選本身擁有的福建派的選票，在這次選戰中，勝過徐輝國所代表的客家派而當選，大致不成問題。
該年柯丁選以得55,771票當選。徐輝國則以33,167票落選。
由於連著兩屆縣長和省議員的競選提名，國民黨都在閩、 客合作下，獲得勝利。從此奠定了花蓮閩、客平衡的政治生態；因而除了首屆縣長由黨外的楊仲鯨當選之外，國民黨一直掌控花蓮政權；相對地花蓮的黨外勢力也一直無法壯大。
1945-1987年，台灣的政治發展為威權體制，以黨治國的階段。花蓮因地處邊陲，長期以來國民黨政治勢力厚植於地方政治，此一情況在80年代中期民主進步黨成立後，仍未改變。甚至到了2001年第十四屆縣長選舉和2003縣長補選中，除了第一屆民選縣長是無黨籍外，其他歷任縣長都是國民黨籍，顯示國民黨在後山地區的優勢。
七、小結
身為客家人，生長在閩南鄉的壽豐鄉，居住的村子是客籍人口比例約占75%的豐田三村；而豐田三村中，我所居住的豐山村客籍人口比例約占50%；加上村子裡有兵寮(退除役榮民之開發處)；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幾乎成為一個南腔北調人。在花蓮地區，這樣的情形雖非常例，但亦所在多有。客家族群約占花蓮縣總人口數351,156人的20%上下，但因花蓮縣客家族群移入較晚(主要在日治中、晚期與戰後移入)，地點集中在花東縱谷地區，並以務農為主，在地區上的政商權力組織中，並非強勢。雖然在縣長與省議員(後來的立法委員)維持一定的均衡性，但基本上客家族群在花蓮仍處弱勢。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客家族群雖處弱勢，但因占花蓮總人口數的20%上下(臺灣地區的比例亦接近)，故相較於原住民又不夠弱勢，受到的關愛眼神顯然較少。相對而言，閩南族群占臺灣地區人口較高，其強勢地位不言可喻，甚而造成大閩南沙文主義，一如當年的大漢沙文主義；原住民人口比例夠低，受到更多關注，乃理所必然；內地新移民內聚力較強，亦成為人少聲音大的族群。居各方面之中的客家族群，反而成為不易發聲的一群，不夠強勢又不夠弱勢，有如英文諺語所說的，什麼都是一點點，沒有一樣是專家(Jacky in everything but master in none)。普普通通，平平凡凡，這就是在時代洪流裡的客家族群，猶似田間小徑那些一株株不起眼的牛筋草，在田野間隨風搖曳。
◎本文作者並非客家文化研究專家，故本文非嚴格之學術論文，亦不具原創性，主要依據下列資料改寫而成：(1)謝深山(監修)，《續修花蓮縣志(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九十年)．族群篇》(花蓮：花蓮縣政府，2005)，〈第四章、客家族群〉，221-303；(2)彭明輝，《歷史花蓮》(花蓮：洄瀾文教基金會，1995)，128-133；(3)彭明輝，《豐田和風情》(台北：紅樹林出版，2003)，26-127；其中第二節至第五節大部分內容來自《續修花蓮縣志(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九十年)．族群篇》，可視為該縣志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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