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呂所長，各位老師，史學界的前輩，各位女士先生：
承蒙承辦人林美麗博士的盛情雅意，要我為潘光哲先生的論文〈《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與晚清中國士人「認識世界」的「知識基礎」〉，做一點簡短的評論，由於這幾年在乞食大學講堂，很少出門，今天到少林寺來，倒覺得自己像個鄉野村夫。希望今天的評論不會太遺笑方家。
我的評論將分為四個部分：
1. 潘先生這篇論文的題旨。
2. 潘先生這篇論文突出之處。
3. 論文的文本書寫和技術問題。
4. 和潘先生的商榷。
一、論文題旨
潘先生這篇論文總計有7個小節，我先做一個簡單的摘要。
(一)導論
在撰寫的動機上，論文第3頁，潘先生認為討論晚清參與「國族建構」的各家論者之間的認知與觀點，不能忽略了當時的論者憑藉何種「思想資源」、透過何種「知識管道」來「認識現在」？作者認為：
當時各家論者瞭解外在世界的管道，各不相同。親身的經歷即是重要的渠徑之一。像薛福成到光緒十五（1889）年出使後，由於親身體驗，才改變他對西方政治民風的印象。如王韜那樣得以親履西土的在野之士，畢竟鳳毛麟角。連做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都成為曾到當地一遊的士人的思想刺激因素，何況是西方世界本身。因此，努力介紹西方世界局勢的士人與其論著，自然是當時各家論者注意的對象，這些論著甚至是他們認識、瞭解外在世界最重要的管道。
基於這樣的認知，作者試圖找尋這些介紹西方世界局勢的論著。但為什麼選擇《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而不是其他？潘先生認為：
學界目前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對當時鉅型士人（與其論著）的探討，像魏源、徐繼畬、姚瑩、乃至西方傳教士等在引介世界局勢方面的貢獻，都有可觀的成果。以這些人物（與其論著）為素材來觀察清季的中國人透過何等書籍瞭解外在世界，當然有相當的代表性。不過，為了要能夠更全面的掌握清季介紹外在世界局勢的著作及其影響，我們的視野顯然應該更為閎闊一些。
因此，作者選擇了本文的探討對象：《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因為潘先生認為它的纂輯者王錫祺（1855∼1913），耗心費神，成此洋洋巨帙，是別有寓意寄託所在的。事實上潘先生在此之前，曾撰寫〈王錫祺（1855∼1913）傳〉，收入：郝延平、魏秀梅（主編），《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上冊，395-425。請各位參考注8的說明。今天發表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與晚清中國士人「認識世界」的「知識基礎」〉則是進一步就《叢鈔》進行內容分析，述論它收羅文獻的內容重點、特色與缺失，顯示清季介紹外在世界局勢之著作的一個側面，也等於是解析當時的論者「認識現在」的基盤。
潘先生在說明他的研究動機後，分為6個小節討論《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分析《叢鈔》的各種面向，包括：
二、問世過程和纂輯用心
三、文獻主題
四、作者群分析
五、取材分析
六、《叢鈔》的可能實用價值
七、結論
(二)問世過程和纂輯用心
潘先生指出：
《叢鈔》的纂輯者王錫祺，本來就是嚮往「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人，他注意蒐閱涉及地理知識、時代變易、有助瞭解世局情勢的資料和著作，《叢鈔》則是他的生命道路的具體業績，亦是他足可於青史稍留名諱的憑藉。王錫祺纂輯《叢鈔》歷經了長久的過程，從22歲(1877)到36歲(1891)始在上海出版問世，約至1894年與1897年，更有《續編》和《再補編》之問世。《叢鈔》、《續編》和《再補編》三篇序言，明白顯示在王錫祺的自我認知裡，進行這項廣匯文獻的工作，確實有其實用的意義與價值。潘先生認為，王錫祺的用心，和清季士人進行域外地理考察、撰輯成書的主調是一致的，也就是經世思想；不過潘先生對王錫祺而別有所愛，認為
其雄心壯志與具體業績，則猶勝於前輩之所為，更是中國士人因應時代變局，假著述以為經世之資、思欲有所做為的具體寫照(8-9)。
關於這一點，我個人是有所保留的，因為在後面的論文中，潘先生自己提到《叢鈔》的一些問題，諸如：
1.收錄文獻的內容，經過刪節改易。
2.收錄文獻的內容，經過添補改易。
所以潘先生提醒「研究者引用《叢鈔》收錄的文獻，應戒慎為之」，既然是這樣，那麼，潘先生為什麼又說王錫祺的「雄心壯志與具體業績，則猶勝於前輩之所為」；我個人沒有完全讀過《叢鈔》，只是在做研究時偶爾參考，就潘先生這篇論文所分析的內容來看，《叢鈔》的特色大概只是得其“多”，卷帙浩繁罷了。事實上在論文第六節，潘先生也說《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的一些問題：
1.《叢鈔》收錄的文獻，不免失之過濫
2.《叢鈔》收錄的文獻，精劣雜陳
我在想，是不是因為後來的研究工作者知道《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有這些問題，所以不太使用它呢？而且潘先生也提醒研究者使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時，如果能找到其他印本，儘量不要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的本子呢？
(三)文獻主題
1.記述中國的文獻是全書的主體
2.記述域外國家的文獻，以日本與俄羅斯最多
3.記述域外其他國家的文獻，各有特色
4.中國人遊歷西方世界，以及比較、反思中西文化的記述文獻
從潘先生的整理來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所收錄的文獻其實有點大雜燴，套用一句俗話真的有點「撿到籃子就是菜」的意味；而且潘先生的整理也有點不是太有條理，如在統統計上的處理我就覺得有點有點老式，如表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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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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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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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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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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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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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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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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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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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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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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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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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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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通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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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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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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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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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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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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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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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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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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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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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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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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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叢鈔》收錄文獻之主題分類表
我想要很有耐心的人才會仔細去看中國占1,055篇，亞洲173篇，西方通述43篇，但如果畫成統計圖就一目瞭然了。我在文本書寫部分會說明我的建議。如果要呈現百分比，也不是太困難。潘先生在論文中說，「可見關於中國的文獻仍是《叢鈔》全書的主體（比例達73.36%）；而且由這個圖我們也可以看出潘先生的題目〈《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是晚清中國士人「認識世界」的「知識基礎」〉，可能有點問題，因為如果就《叢鈔》收錄的內容來看，恐怕「認識中國」的意義可能猶大於「認識世界」。雖然潘先生在論文中也說「然則，在中國這個主題之外，《叢鈔》收錄記述世界地理、中國域外國家的文獻，則深具傳播地理知識，讓人藉以明悉域外諸地之沿革政俗的意義。以國別為分類再行分析，當能進一步掌握其側重點。」但我覺得還是有點牽強。
“潘先生花了很大的力氣分析全書的主體，但我覺得並不是很有秩序，如表2對記述中國的文獻進行分類(11)，我就不是很了解“中國山川記述與考證”、“其他中國「山川勝境」記述及遊記”、“五嶽記述及遊記”、“ 中國國內遊記”這幾個類別有什麼差異？
而且就《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的內容來看，好像域內的文獻比較多，這和當時盛行的西北史地、邊疆史地研究風氣好像不太合拍？特別如果我們就經世的理路來思考的話。
在外國方面，潘先生也很辛苦地做了表，其中以日本48篇，俄羅斯42篇最多，可惜在做了這麼多的工作之後，潘先生沒有為這些統計畫龍點睛一下，我的意思是如果潘先生在這裡把清王朝所面臨的外患略做說明，讀者可能會比較容易理解。在晚清的外國史地引介中，其實是有脈絡可循的，就我個人所了解的，學者們對哪些國家有興趣，大概都和當時的涉外關係有關，從梁廷𨧤《海國四說》、魏源《海國圖志》以英國為中心，徐繼畬《瀛環志略》注意英美，王韜《法國志略》、《普法戰紀》關注法、德、黃遵憲《日本國志》轉向日本，都有其時代性，都和涉外事務幾乎亦步亦趨；因鴉片戰爭而使1840-1850年代的知識分子致力於英國史地的介紹，繼則以新興的美國為中心；1860-1870年代，王韜以介紹歐陸史地(特別是普、法)為重點；到了1880-1890年代，日本的維新經驗，成為中國維新變法論著的重要參考。王錫祺這套書出版於1891,
1894, 與1897年，這時日俄戰爭、甲午戰爭，使晚清士人的目光放到日本和俄羅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認為潘先生在這方面有點可惜，盤球盤半天，就盤到球門前了，卻忘了起腳射門。我要說的是，潘先生的論文太著重文獻本身的靜態分析，而忽略了歷史是流動的這一個基本概念。
在這一節中，潘先生做了幾個對照表(附錄二、三)，相當費心，對照表本身顯現了潘先生的繡花功力，如果不是細讀文獻，方不可能做出這麼細緻的對照表，可見潘先生真是花了很大功夫，不過關於這一點，我有一些不同的意見，待會兒再談。
(四)作者群分析
潘先生在這一節中，分析了作者排行榜，這是一個有趣的處理方式，而且潘先生也特別分析了排名前兩名的龔柴、和魏源。潘先生似乎對非型知識分子情有獨鍾，譬如有關《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收錄龔柴的著作，潘先生認為：
以龔柴論著為例，可想見清季意欲介紹世界情勢的士人不在少數，提醒我們在考察中國人如何認識世界這個課題時，不該只侷限於如魏源、徐繼畬或郭嵩燾、王韜等「鉅型知識分子」，早在1870年代末期就有如龔柴這樣名不見經傳的人物致力於斯；王錫祺纂輯《叢鈔》的取材來源亦囊括《益聞錄》或是《地輿圖考》這類論著，也顯示他對這類著述的留心程度。
我個人並不認為王錫祺纂輯《叢鈔》的時候，會特別留心作者是否為“鉅型知識分子”，我覺得王錫祺比較可能的情形是看到什麼錄什麼，不管是窮舉或隨機取樣；而另一方面，我也不認為王錫祺對所錄著作有判讀優劣的能力。就潘先生的論文所呈現的，也有多處提到《小方壺齋輿地叢鈔》黃金挾泥沙而俱下的情形；所以，我建議潘先生在文本書寫的時候可能要注意如何披沙撿金，而非照單全收。我想以潘先生用功之勤，讀書之廣，分析之精細，應該不難做到這一點。
在有關作者群排行榜部分，我仍然建議潘先生用一點基礎的描述統計，讀者在閱讀的時候會比較一目了然。當然用數字和表列的方式呈現，在近史所這樣的地方，每個人都習慣讀很難讀的文獻自然不成問題，但借用潘先生的“文化市場”之說，如果能有更大的“文化市場”，為什麼不試著開拓一下。
潘先生在這節中也整理了《叢鈔》文獻的作者群透露的訊息，譬如：清季新興的邊疆史地之學裡有一席之地的諸名家，其論著大致皆為《叢鈔》所收錄。如《叢鈔》收錄了祁韻士的〈西域釋地〉、〈西陲要略〉，徐松，〈西域水道記〉、張穆〈蒙古遊牧記考〉；潘先生說明這些考述中國邊疆的文獻，具體反映清代士人關懷邊疆事務的一致趨向。在這裡我想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情形，潘先生可能忽略了，如〈西陲要略〉原名應是〈西陲總統要略〉，而祁韻士的最重要著作可能是《藩部要略》，張穆就是受祁韻士之子祁雋之請幫《藩部要略》做整理工作，而為了補充《藩部要略》的地理部分而寫了《蒙古遊牧記》；張穆《蒙古遊牧記》未出版就死了，他的好友何紹基請何秋濤幫忙整理張穆遣著，何秋濤又因此寫成《北徼匯編》的。在這裡講一個笑話，當年我因為要用何秋濤的《北徼匯編》，到圖書館去查這本書，查半天查不到，只好去書庫找，原來沈雲龍先生編近代史料叢書的時候，把作者標成李鴻章，所以《北徼匯編》的作者變成李鴻章，其實是李鴻章書呈給皇帝而已；如果貴所的《北徼匯編》也是近代史料叢書本，不妨去找來看看。
(五)取材分析
在這一節中，潘先生提出了一些使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要注意的事，諸如：
1.《叢鈔》收錄文獻的內容，經過刪節改易
2.《叢鈔》收錄文獻的內容，經過添補改易
3．研究者引用《叢鈔》收錄的文獻，應戒慎為之
這些意見我基本上都同意，潘先生很仔細地把《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所收資料和原書做比較以後提出上述論點，我覺得是很有價值的，對相關研究工作者有很大的貢獻。潘先生在論文中說：
士人纂輯叢書時，都會進行相當的編輯、加工程序，……經過這些刪節、改述等編輯程序後，固然可能便於讀者得以掌握其內容，惟已非史著之原貌；亦且，《叢鈔》還擔負了輯佚的職責；……後世讀者若無機緣得見原書，逕以《叢鈔》為據，以訛傳訛，恐不免「盡信書不如無書」之嘆矣！是以，後世史家引用《叢鈔》收錄文獻時，更當須戒慎為之，若有原書可為考查之資，實應避免逕以是書所錄為據。
我想，這很可能也是為什麼有關《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被引述的情形較少，或者較不引起學者興趣的原因之一。
(六)《叢鈔》的可能實用價值
潘先生在這一節中，說明下面三點：
1.《叢鈔》收錄的文獻，不免失之過濫
2．《叢鈔》收錄的文獻，精劣雜陳
3．《叢鈔》與「文化市場」
但潘先生也認為「不過，即便《叢鈔》收錄的文獻有著精劣雜陳的缺失，但是，它涵括的某些文獻確實成為某些意欲汲取新知的士人的思想養料。」我想這是對的，對當時的士人來說，猶如溺水者，抓到一支稻草亦可以當浮木。而在文化市場上，潘先生認為：「《叢鈔》推出後，亦有如《中外地輿圖說集成》這種同樣類型的著作，接踵繼之，亦可以想見其在「文化市場」上的啟後之功。《叢鈔》出版後，也甚受矚目，如汪康年即曾購藏，梁啟超更有贊譽。」
(七)結論
潘先生在結論中說：
整體而言，王錫祺纂輯《叢鈔》歷經了長久的過程，廣匯1,438種文獻於一帙，企望使之成為一部主題包羅廣泛的實用之書。全帙收錄文獻，以中國部份為主體，記述域外國家的文獻，作者群甚為龐大，也有不少外籍人士。在中國籍的作者群裡，既包括在考察邊疆史地或域外情勢的領域有一席之地的名家，也有不少非聲名並不顯赫的士人，後者心血所聚，更賴《叢鈔》所錄始得流傳後世。匯集於《叢鈔》的若干文獻，更也經過編者的編輯、加工，或有刪節、或變易原作格式，乃至有所改寫或添補內容，非盡原著風貌；《叢鈔》所錄文獻，於是時雖可能有其實用價值，然時過境遷，至今恐怕只具歷史文獻的意義；且其收錄亦不免失之過濫，玉石雜聚，全書收錄之文獻，文體類別歧異叢生，記敘範圍更廣及全球，時間縱橫上下千載，卻不具共通脈絡意義，難能構成整體。相較於同樣亦是纂鈔而成、隸於史部之作，《叢鈔》但為便於日後史家尋覓史源所在之資料集成，某些文獻記述亦不完備，或更難獲今日史家之青睞。
這些論點，我大致是同意的。
二、論文突出之處
潘先生論文最突出的地方在於資料耙梳極細緻，從許多小地方可以看出他對這套《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確實花了很多功夫，不論是版本的校勘，書中所收文獻的排比，潘先生所耗的時間精力都是非常驚人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是一套從事近代史研究者都知道的一套書，經過潘先生的整理，讓我們了解到這套書的重要性及其限制，這是很有貢獻的，坦白說，一般人大概不會在一套不是太精當無誤的書上花這麼大的力氣，潘先生的努力我想對後來的研究者將會有很大的幫助。我對潘先生錄的幾個表雖然有我個人的意見，但我仍肯定他所做的繡花功夫，是非常艱巨的。我個人因為求全之意，認為這不是潘先生的定稿，而且已經做了這麼多工作，何妨再多做一些，把論文寫得更完一些，對史學界的貢獻將會更大。
三、論文的文本書寫和技術問題
我想在座的前輩們都了解，台灣的史學論文向來不是太注重文本書寫，所以一般人很難讀懂我們寫的文章；潘先生的論文在這方面顯然也是如此。坦白說，像潘先生這麼用功，才華這麼高的年輕學者，不應該把論文寫得這麼累贅；不管正文或注腳，我覺得潘先生都寫得太繁瑣了。如果可能，我建議潘先生把文章寫得乾淨一些，包括正文和注腳都一樣。舉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潘先生論文中的標題，我就覺得可以稍稍費心構思一下；我們一般寫論文使用的標題比較接近對仗體而非敘述體，以潘先生的論文來說，用了太多敘述體了，我試舉第三節為例：
三．《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涵括的文獻主題
1．記述中國的文獻是《叢鈔》全書的主體
2．《叢鈔》收錄記述域外國家的文獻，以日本與俄羅斯最多
3．《叢鈔》收錄記述域外其他國家的文獻，亦各有特色
4．《叢鈔》收錄了中國人遊歷西方世界，以及比較、反思中西文化的記述文獻
如果寫得乾淨些或許可以改成：
三、文獻主題
1、中國記述為全書主體
2、域外國家以日本與俄羅斯最多
3、域外其他國家文獻各有特色
4、中國人的世界遊記與文化思考
在表格的呈現方面；請各位翻開表
1(14)；我想要很有耐心的人才會仔細去看中國占1,055篇，亞洲173篇，西方通述43篇，但如果畫成統計圖就一目瞭然了(圖1 《叢鈔》主題篇數。
如果要呈現百分比
(圖2 《叢鈔》主題比例) ，也不是太困難。我試著用潘先生的數據替他畫了兩個簡單的描述統計圖，請大家看看。
我想如果用這種方式呈現，閱讀者應該可以省點力氣，而在文本書寫上也可以乾淨清爽一些。有關作者分析部分，我也試著為潘先生畫了一個簡單的長條圖。
我把潘先生整理出來的表格，用簡單的描述統計做一下，也許各位女士先生就會懂得我的意思
(圖3 主要作者篇數比較。對這篇論文其他相關的表格，能用描述統計處理的部分，我建議潘先生都稍稍處理一下，對讀者是莫大的貢獻。我常常覺得我們在寫論文的時候不是只考慮別人應該讀懂我們的論文，我們也應該儘量寫得讓更多人讀得懂我們的論文。
四、商榷
我個人認為這篇論文在材料上是非常紮實的，在這個基礎上，我覺得潘先生似乎可以把論文寫得更好，我提出7點和潘先生商榷：
1. 在導論中，潘先生提出了「國族建構」、「認識現在」等論題，我覺得沒有必要，不如直接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2. 結論部分提到後殖民論述，有點蛇足，我覺得理論對論文有正面意義時才用，不必戴太多沒有實質意義的帽子，因為一個人只有一個頭，一篇文章要解決的只是一個問題。
3. 有些用語可能需要再斟酌：如文中提到《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常用“大書”，我想用“書”就可以了；
4. 頁7第3行“廣陵散矣”用得有點彆扭，也許用“廣陵絕響”會好些；頁49的“向壁虛構”用得有點怪；同頁的“昨日黃花”，應該是“明日黃花”。
5. 我建議作者對“四夷”、“域外”、“外國”等名詞的出現及用法稍做考證，也許可以解決一些論文中的疑難。
6. 我建議作者對“叢書”、“雜鈔”、“文編”、“叢鈔”等意義稍做考證，或許對《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刪節、改寫收錄著作會有新的解釋。
7. 對附錄二、三、四的意見：潘先生的假設是說薛福成《出使日記》承襲了劉啟彤的《英政概》，鄭觀應〈議院上〉又承襲了薛福成《出使日記》；這是因為三者有雷同的敘述，而以年代先後來看，三者間有潘先生說的“承襲”關係；但是，是不是也有一種可能，就是三者所本的是另一篇文獻，而三位作者彼此根本沒有看過對方的作品，那麼我們就不能說三者之間誰“承襲”誰的問題。因為三者都“承襲”了潘先生以及我所沒有看到的那篇文獻。〈附錄四：宋育仁《采風記》與劉啟彤著述關於英、法制度的述說對照表〉，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觀點來思考。我個人覺得這幾個表潘先生做得都很細膩，但是其背後的解讀可能還要重新思考。
這篇論文本文近6萬字，超過50頁A4紙，加上4個附錄，8個附表，坦白說內容實在很多，我的評論沒有辦法討論到潘先生論文中的所有細節，因為時間上也不允許，掛一漏萬的地方當在不少；希望我的評論不至於太荒腔走板。
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