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今天非常高興有機會擔任鍾淑敏博士的論文評論工作，我和鍾博士認識已經十年以上，但因為她研究的範圍主要是台灣史，我的專業則是中國近現代史學史，很少有同台的機會。這幾年我的一些研究工作轉到台灣史上面來(但我的工作可以說並不是台灣史研究的主流，譬如寫《歷史花蓮》這本通俗性的歷史讀本，說不上是真正的史學研究；寫《舉頭三尺有神明：中和地的寺廟與聚落發展》，也不算是主流的研究；至於寫了半本引起熱烈討論的國中教科書《認識台灣：社會篇》，更是風波未息，所以我也不認為自己是這方面的專家)，不過因為我碰觸了一些台灣史的東西，偶爾在學術討論會的場合才有機會和鍾博士見面，至於同台演出，今天則是首度，這裡要特別感謝主辦單位的安排。雖然我知道林道生先生做了許多有關日治時期的研究，黃郁文老師也很關心相關的論題，不過我非常珍惜這次的機會，所以也就不揣淺漏地答應了。
過去我有機會和花蓮的朋友一起做一些有關花蓮歷史和文學的工作，譬如”洄瀾本土叢書”的撰寫和出版，有關戰後花蓮文學資料的整理等等，這些工作大部分比較編向文學或藝術，換句話說，在過去幾年中，有關花蓮的文史工作，其實是文學、藝術多於歷史的。這次的會議可以說是第一次集合了多種領域的朋友來共襄盛舉，我個人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
鍾博士的論文，就她自己在“寫在正文之前”所說的：
所要處理的，僅是被史學工作者視為一種史料的素材，而這素材的表現方式可能可以稱為「文學」；透過這些素材，試圖建構一幅日治時期一般人對花蓮的印象。
所以嚴格地說，在這篇論文中，讀者如果試圖要形構一幅清晰的“日治時期花蓮文學”圖象，恐怕是不可能的；而只是作者標題所揭示的“日治時期文學中的花蓮印象”，也就是說，作者所要形構的是文學中的 “花蓮印象”，特別是紀行文學中的花蓮印象，而非花蓮文學的整體；想要在這裡尋找日治時期花蓮文學完整面貌的閱聽人，恐怕是要失望的。
鍾博士的論文，主要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對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研究的史的回顧，第二部分是文學中的花蓮印象。
二、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研究的史的回顧
作者指出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研究有三種形態：
1. 以台灣人作家為研究對象：國內的研究者和日本的研究，均是如此；如1994年清華大學以「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為題，召開「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日本方面，從十數年前的《台灣近現代史研究》，以及近年天理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會」的成員所作的，基本上都是台灣人作家的研究。這些研究的主要對象有二：一是具有抵抗意識的台灣人作家，二是所謂「皇民化文學」的作家。即集中在探討台灣人作家的反抗意識，以及在日本殖民了四十年之後，“皇民化”的成果。
2. 殖民地文學：將殖民地當作日本帝國的──環──「外地」，討論殖民地文學的潮流，如黑川創所編的《「外地」日本語文學選》等。
3. 台灣的日本文學史：前台北帝大西洋文學講師，戰後返日擔任東京大學教授島田謹二的《華麗島文學志—日本詩人の台灣體驗》，討論的作家以日本人為主。但此一研究傳統已然中斷。
作者指出，上述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研究，均無法提供有關花蓮的文學創作面貌，所以只有另闢蹊徑，在其他作中找尋。作者所尋到的資料主要是《東台灣研究叢書》。
接著我要談的是本文的第二個部分，文學中的花蓮印象。
三、 文學中的花蓮印象
在這部分，本文的主題有二：一是大樹吟社，另一為紀行文字中的花蓮印象。
1. 大樹吟社：1919年，以汘水港製糖會社花蓮港辦事處的所長勝部櫻紅為中心，組織了「大樹吟社」，出版同仁雜誌《うしお》（潮，1920年9月出刊）。吟社成員有相當多作品入選當時領導台灣俳壇的《ホトトギス》（杜鵑，不如歸），但隨著成員工作地點的變動，偶而因緣際會的一群人也相繼離散。
2. 紀行文字中的花蓮印象：此為本文的重點所在，作者在文中引述了許多有關花蓮的描述，雖然這些紀行文字的作者大部分均非有名的作家。鍾博士主要運用的是《東台灣研究叢書》，這是1923年到1932年間，一個名叫「東台灣研究會」的民間團體，所出版的同仁雜誌。
鍾博士在論文中指出，在這些紀行文字中，似乎透露出“花蓮是一個沒有前朝歷史的新開地，同時意謂著，花蓮是日本味相對(當)濃厚的地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吉野村、豐田村、林田村，官營三移民村的存在。正因為這樣，所以花蓮有著濃厚的和風氣息。我個人就在豐田村出生，一直生活到18歲，對移民村的印象可以說是非常深刻的。
這種彷彿「置身於故國農村般的情懷」，正是花蓮用來吸引日本人的一種設計。1910年以後逐漸開墾的「官營移民村」，以政府之力，企圖在花蓮構築日本式的農村，將「原鄉」的樣板移植在這塊未開地。儘管與最初的立意相違，農業移民並沒有顯著的增長，而且除了臨近花蓮市街的吉野村外，豐田、林田二移民村甚至給人予殘破凋零，情何以堪的觀感。但無疑的，移民村及因移民村而帶來的市街景緻，對客居海外的日本人而言，提供了抒解鄉愁的功用。在這些紀行文字中所呈現出的共同印象，乃是南國風土所出現的本國(日本)樣式，既熟悉又似乎那裡有些違和感的情緒。
本文所舉的紀行文字，主要內容有五：
1. 花蓮的自然風物。
2. 花蓮的人民。
3. 臨海路。
4. 花蓮港。
5. 野球運動。
在“自然風物”的描寫上，是自然風景與落後原始並存的景象；對花蓮人民的描述則以日本移民的婦女與兒童形象居多(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東台灣研究叢書》的一般情形，因為我在評論這篇論文以前，還來不及閱讀這套叢書)；而且相關的描述以花蓮港街為中心，因為花蓮港街是距離日本母國一千里外最具和風氣息的地方(當時花蓮港廳的日本人，有52%住在花蓮港街)；有關臨海路的描述極為險象環生；對花蓮港的描述則是負面居多；而對花蓮的野球運動則多所贊揚；事實上，花蓮的野球運動，在台灣野球史上，不論在日治時期或戰後，均與另一個野球盛地嘉義齊名。
四、 評論
在這篇論文中，我們可以初步獲得幾個印象：
1. 不論在台灣或日本，研究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學者，很少有將目光放在有關花蓮的課題上，所以這是一個有待開發的領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期許鍾博士在這方面多費心；或者，是不是可以期待相關的研究工作者(日本和台灣的學者，歷史或文學)，把目光稍稍放到花蓮這片土地上。
2. 上述的現象，不知道是研究工作者忽略了日治時期的花蓮文學，或者此一時期的花蓮文學根本不重要？這是一個亟待探討的問題。
3. 在今次研討會的論文所呈現的，似乎戰後的花蓮文學顯然受到較多的注意，而日治時期的花蓮文學面貌如何，則亟待重構。鍾博士所形構的是一個比較歷史的花蓮圖象，我個人希望，在這篇論文之後，鍾博士夠利用日治時期的《東台灣新報》，形構一個較完整的花蓮文學圖象，來和她這次所形構的歷史圖象相輝映，以鍾博士的學力，我想這應當不是一個奢望。
4. 有關花蓮開發的歷史，已有歷史工作者關心留意，而文學研究者的目光似乎仍集中於主流的台灣人文學(特別是抗議文學和皇民化文學，而且以北部和西部為重心)，這是一個相當弔詭的現象。我的意思是，歷史學者對花蓮開發的課題，顯然興趣較高；而文學工作者則比較關心戰後的花蓮文學；所以，如何將花蓮的文學以歷史的眼光來加以建構，是一椿迫切而有意義的工作。
5. 戰後花蓮文學有較豐碩的成果，而這些成果是否繼承了日治時期的傳統，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我希望將來有人從事這方面的研究，看看是否能增加花蓮文學的歷史縱深，而不是像現在所看到的，彷彿是一種沒有歷史淵源的文學。
最後我想說幾句題外話，就是在我所知道的史學界，其實有許多花蓮子弟，我的高中同班同學王健文(台大博士，成大教授)，住豐田的學妹陳純瑩(師大博士，臺科大教授)，今天發表論文的鍾淑敏博士(東京帝大)，以及任教於花蓮師院的吳翎君教授(政大博士)；說來也不少了，也許我們都該多為花蓮這片我們成長的土地多盡一些心力，這也算是一種期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