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議題
一、社會科學與現代中國史學
二、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關係
報告大綱
一、
科學史學的延續與轉折
(一)
大陸地區
(二)
臺灣地區
二、
社會科學在現代中國史學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
理論與方法之需要
(二)
社會科學取向的成就
(三)
史學方法與史學進步之關係
三、
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關係
(一)
史學的自主性與傳統性
(二)
跨學科方法互用的技術性問題
(三)
兩者互動情形的反思
報告內容
一、科學史學的延續與轉折
以社會科學為取向的歷史學研究，無論使用哪一門社會科學方法，多被看作是對自然科學方法的趨近，進而構築歷史研究的規範。王晴佳在〈中國史學的科學化—專科化與跨學科〉一文中，以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長文至20世紀末為時間斷限，對中國近現代史學做出脈絡性的研究回顧。主要分析史學方法與意識型態之間的互動關系，說明中國現代史學發展之趨勢。王晴佳即是依循中國史學科學化此一脈絡，為中國現代史學的社會科學的取向作出若干解釋，此篇專文至50年代以後，以大陸地區之歷史研究為主要考察對象。科學史學在臺灣地區的發展，王晴佳則於其專著《臺灣史學50年》詳加論述。本文擬藉由閱讀前人研究，對中國現代史學以社會科學為取向的過程做出認識，初步掌握其具體發展情形，進而討論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兩方學科互用之情形、影響與問題。
民國史學界繼新派與傳統派兩方陣營之對壘，另外還有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史學流派。及至1930年代後期，因中日交戰使民國史學界出現關鍵性的變化。客觀環境上，新派史家的考古工作無以為繼；國家危難升高史家民族精神之情緒，也不利於新派之“科學史學”的發展。於戰爭年代，當錢穆、柳詒徵等傳統派為國作史，以保存中國文化古典之傳統的同時，另外出現雷海宗與林同濟等人藉用施賓格勒與湯恩比的文化形態說，以應當時中國之需要，為當時中國注入一點精神力量，雷、林等人的史學亦屬用科學方法探討史學的一種。50年代以後，中國局勢丕變，政治上的勝利使馬克思史學被認為是在中國發展最成功的例子。20世紀中葉以來，兩岸歷史學科的發展取向固然與歐美互動日益密切，然而臺灣與大陸地區的史學發展也受到地區性政治、學術環境的影響，以下就此分別整理臺灣地區、大陸地區史學取向社會科學的過程。
(一) 臺灣地區
史料學派的史學研究在50及60年代的臺灣地區仍為史學研究之正統。60年代以後在新的學術背景之下，經由科學主義及其功能的重新認識，欲於新的條件之下“再出發”，要求突破史料學派之“傳統”，使臺灣史學在60年代中期產生方法論上的轉折，殷海光為承先啟後之代表人物，是海外歷史科學的“先知”，並倡言“科際整合”。
50和60年代，西方和美國的史學界，對史學與社會科學的聯盟非常重視。臺灣學術界受到西方學術很大的影響，除了臺灣在冷戰時期被認為是“正統中國”的學術基地之外，一批赴美留學於1960年代學成的臺灣第二代學者，更“有效”將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起來。重要人物以1962年從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許倬雲，與其他背景相似的李亦園、楊國樞等人共同創辦雜誌，開始“有系統地”促進臺灣史學的方法論轉向。《思與言》雜誌對“史料學派”的研究風氣表示不滿，除以批評語氣總結當時臺灣史學界的情況，雜誌本身更表明編輯與作者們對社會科學史學的響往之意。許倬雲這一代學人認為史學不能只有考證，而不談史學目的。要言之，他們要求史學除了“敘述”，而且要“解釋”。1960年代，西方史學除了受到社會、政治因素影響之外，二次戰後社會科學的蓬勃進展，使其對人類社會的研究產生不少突破，提出歷史必須“解釋”，說明當時史學受自然科學風氣瀰漫，也表達出對人類解釋能力的一種自信，這一自信正是由社會科學的發展中所獲得。臺灣史學受當當時西方學術的影響，也同樣讓史學家眼光擴大並出現轉向，要以社會大眾為主要研究對象，即帶動“社會史”的研究風氣。
研究社會大眾除了是意向的轉換之外，尚需有手段。當時西方認為史學家引用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與心理學所提供研究大眾社會的手段，才能從事“真正的”社會史研究。由《思與言》召開關於“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討論會，也具體呈現“社會借助社會科學是必然的趨勢”的方法取向，由1971年復刊的《食貨月刊》中的年輕一代的學者的投稿來看，更展現他們對西方國家採用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研來研究歷史的興趣。
然而，1980年代以後，黃俊傑、杜正勝和黃進興等人對研究法的熱心傾注，提出批判性的反省。除了量化史學不能將助益體現在研究“結果上，導致計量熱潮逐漸退去之外，對於當初第二代學者提出通過方法論改造史學研究的目標與成效之間也有明顯的距離。一方面在方法論上反省社會科學的手段的外部整合之外，另一方面尚有對史學內部傳統與自主性的回歸傾向。除了張玉法提出史學恐為社會科學所分割之形成所謂的“史學危機”，而有史學因應時代潮流，史學家應持有的“治學傳統”之主張。
(二) 大陸地區
由於受到馬克思史學的主導，1950到1960年代，大陸地區的科學史學主要體現在對“歷史規律”的追求。對馬克思史學的歷史規律論提出反思，大致表現在1980年代以後，從自然科學與歷史研究的關係開始對研究方法作一些探索。有趣的是，此時大陸地區也提出“史學危機”的呼籲，但不同於臺灣對社會科學“熱潮”的反思，大陸地區所產生的“史學危機”恰是表現在社會對史學及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的輕視上。
對於“史學危機”討論之熱烈，在於1985《歷史研究》雜誌為此一議題召開了座談會，當時對此一危機處理似乎欲從方法論下手，有為“新史學”之形成作暖身之勢。自然科學方法的引入是此一“新史學”的標誌，然而對於當時大陸史學家來說，“標新”並非在“去舊”，相當程度來說是想藉由方法革新來因應馬克思史學面臨的史學危機，也要進一步以自然科學來“恢復歷史維物論基本方法的本來面目”。吳廷嘉等人建議提出杜絕教條主義的做法，提出“系統網絡分析法”、“結構功能分析法、“層次分析法”、“多學科研究法”、“定性定量結合分析法”及“歷史比較法”等辨證法則，這些建議受到許多回應與支持，大致上認為歷史研究方向應有所改變，要從“抽象”走向“具體”。之後更開始引介國外史學，從各方面尋找戒借鑑之方法，除了要擺脫“教條式”的束縛，新方法也不僅侷限於自然科學的方法，史學跨學科的研究熱潮，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密切關係也逐漸為人所注意。
以臺灣與大陸兩地區的史學發展為討論對象，數學模式的量化與社會史研究的盛行，存在跨科研究之結合性與方法應用的連繫，這種關係引發對方法論之影響史學進步的討論，此一主題在下節文中作比較之分析。
二、社會科學在現代中國史學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
20世紀中期以後，社會科學取向的歷史研究先後在兩岸地區史學界掀起風潮。臺灣與大陸地區皆出現對此一風潮表示認同的時期，然其選擇的背景、目標畢竟不同，日後對相關研究之成果檢示，對史學發展而言也展現不同意義。以下就鑑借社會科學之目的、成果及其對中國史學發展之影響三方面進行說明：
(一) 理論與方法之需要
以臺灣地區來說，許倬雲對歷史的態度與社會科學結合的提倡最具代表性，也具有很大的影響力。許倬雲自道對以社會科學“理論”討論中國歷史上的“社會”，是其心之所好。不論是接受Max Weber的理想型之比較研究方法或是採用其他社會關係分類的觀念，實為
“功能主義”式地挑選一項“變數”，以作分析全體函數關係之“工具”。這種對掌握“手段” 的熱切表現在臺灣地區對當時對“社會史”研究的風潮，研究興趣轉至社會大眾於是產生“不借重社會科學家的理論與方法，則無法看出問題來”的論調。大陸地區傾心社會科學也在於其對社會史研究的助益，認為社會學提供不少理論，如結構理論、功能理論、衝突理論等。同時，社會史家還可採用社會學的不同方法，如功能分析法、結構透視法等。
對照兩地對社會科學理論之重視背景呈現出：臺灣地區是對“籠罩”史料學派史學研究作出批評，要求“解釋性”的史學突破；大陸地區對史學期望則想由理論方法使“新史學”免於空洞化，要由抽象走向具體。
(二) 社會科學取向的成就
對社會科學取向的史學成就進行階段性評斷，王晴佳提出應朝兩個面向進行：一要檢驗初始與社會科學結合所提出目標的達成；另一則要從方法論著眼，客觀來看史學學術領域取得哪些具體成就。
以臺灣地區而言，史學之積極走入社會科學，是要通過方法論的革新來改造史學研究的人而言，期望與實際獲得的成果而言，是有一段明顯的距離，80年代以後對社會史的反省說明了其成果無法獲致滿意。另一方面對於大陸地區史學研究在方法上的借鑑與嚐試，評其成效王晴佳則語多保留，認為促進史學研究的目標，還需“長時間”的努力。
然而，史學方法對史學研究“領域”的擴展，兩個地區都受到高度的肯定。王晴佳指出，雖然臺灣對新方法開始抱持“謹慎”的態度，但史學研究的“面貌”還是改變了，就整個方法論的討論，史學研究的確取得一個顯著的成效，即—史學領域的擴大。大陸地區在史學方法上的突破，也主要體現社會史研究中。
(三) 史學方法與史學進步之關係
新方法與新領域間，有一種“互動”的關係。臺灣與大陸地區對社會史的關注，使史學走入社會科學領域。一方面，採用新的方法而形成新的觀察角度，往往導致新的領域的產生；另一方面，為了要研究新議題，則不得不採用新方法。王晴佳提出的傅斯年曾經提到的概念，係指史學方法的擴張與史學進步的關係，有關社會科學對史學的影響，李璜表示社會科學家雖把人“看小了一點”，卻把人的研究擴大了許多。歷史學家就不能不受這種影響，將他的“研究範圍擴大起來”。
史學方法與史學進步之關係，除了數量的“擴張”，尚需“把握”方法等技術問題。另外，跨學科的研究更涉及學科性質、方法、目的體系傳統與轉化等問題，本文第三部分即從學科本質出發探討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關係。
三、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關係
(一) 史學的自主性與傳統性
對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之不能根本掌握，造成臺灣史學家在方法論感受到危機。張玉法對此表示，各類科學都在無限擴張其範圍，其中對史學威脅極大則屬社會科學的擴張，史學家若不思振作，史學將有被“瓜分”之可能。其惟恐史學著作將成為社會科學所寫的歷史，而成為社會科學之婢女。社會科學的應用分為狹義與廣義兩種，“狹義”是將其視作史學的輔助科學，幫助史學家考訂史料為目的。廣義則汎稱所有“社會科學”方法，其中最常被提到的是 “社會科學的”量化方法的使用，嚐試利用量化手段進行歷行研究的情形時分普遍，針對這種量化除了成就上的肯定之外，臺灣史學也對此進行反思，認為史學家可以儘量“應用”量化方法，卻不能“迷信”方法，歷史有其“神秘之處”，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無法幫助史家獲取歷史之神韻。
除了以學科角度重申史學的自主性以外，在反思浪潮中還有一股返回中國學術傳統的呼聲。以當時臺灣史學界對西方社會科學的興趣，對照中國近代史學發展，提出對西方學術應有的態度，即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要保有批評的態度，而非一昧向西方靠攏。
余英時認為社會科學的“厚今薄古”傾向，以史學觀點看來能說社會科學是“沒有時間性的”，社會科學不重視“傳統”也是其本身學科之“傾向”，史學觀點之重要性與其對比應將“顯露”出來，因為史學特別注重時間性，可補其觀點之不足。“史無定法”的論點更說明，有無數的好方法與理論值得史學家去吸收，但這些都只能起“輔助”之作用，不能將其視作為史學本身的方法。
(二) 跨學科方法互用的技術性問題
80年代以後，回顧臺灣地區對社會科學方法的使用，有其理論、方法引介之失之偏頗或流於表面，大陸地區對新方法的採用也出現“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現象。所涉及的因素除了史學家個人的“知識結構”之外，還與他所面對的材料有關。社會科學處理的是今日之人事，史學家卻要面對“有限”與“不可盡信”的史料對歷史現象進行解釋。
跨學科之研究，若無法嚴守主、客關係，的確導致學科界限的模糊與混亂，而出現問題意識在學科間擺蕩而使其學術價值遭受折損。以使用社會科學方法進行史學研究的許倬雲，一方面主張歷史學是一門跨學科的研究，另一方面強調這樣的主張來自於“史料學派”的“傳統”，社會科學諸學科是協助歷史學探索“殊相”提供“共相”之模式參照，反對別人認為他是拿社會科學理論“硬套”中國歷史。
另外，令人感到的混亂的是量化資料與社會科學方法的必然關係，許倬雲認為看見“數字表格”即是“科學研究”，甚至把計量方法與“社會科學”等同起來，是一種誤解。同樣的論調，西方史學家也曾提出方法論上的澄清，足見對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的認識不足，跨學科研究的確存有不少應用層面上的技術性問題。
(三) 兩者互動情形的反思
如果從史學與社會學的結合來看，更多見到的是社會學的影響，而少見史學予以社會學的“時間深度”。社會學家對“時間”觀點的弱視，使歷史在社會學家的分析架構中，僅處於一種“殘餘範疇”。或許由社會學家對史學的借鑑可聊慰這種學術上的不平衡，處理歷史學與社會學的張華葆提出，在年鑑學派影響之下，“結構”這個字眼已通用於二者之間，然而史學認為歷史結構是時間性的，而對社會學來說，社會結構則包含功能性的部門。史學研究在時間整合之下，展現秩序；社會學研究缺乏時間的整合，顯得零亂不堪。
社會學或有此一問題，然而，如同余英時社會科學觀點有其“無時間性”之傾向，都是以史學重視“時間”觀點作為學科屬性之“標尺”進行度量。其他社會科學處理時間因素時也必需恪遵自身學科屬性之規範，才能避免“綜合”學科面對撕裂的危機。這種對跨學科研究的危機意識，不僅為史學領域專有，面對跨學科問題必定回歸學科性質、方法、目的等本質性問題，黃進興對社會科學方法使用的批評轉用於此，十分具有啟發性：“一門學科的進步與拓展真正的關鍵端賴實質問題的解決，而重要實質問題的解決經常又帶來方法的改革與創新，然後才輪到方法論對這些成果加以事後先見之明式的理論說明及辯護”。
史學身為一門學科，當跨科際的問題出現，要避免學科瓜分之危機，及其他學科之“挑戰”，也是本議題討論最終必回歸一個老問題：歷史學是一門怎樣的學科？這個問題必然要由歷史學者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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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
王晴佳認為民國的史學界處於“三國鼎立”之勢，傳統派與左派雖歷史觀念十分不同，然皆不滿於胡適與傅斯年等人提倡之史學，若以不精確的政治術語形容，則分別成為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三家史學流派，參閱：王晴佳，〈中國史學的科學化—專科化與跨學科〉，收入：羅志田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661-662。
參閱：王晴佳，〈中國史學的科學化—專科化與跨學科〉，收入：羅志田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670。
余英時以“找出若干共同的類型和發展規律”的觀點看湯恩比之歷史研究，認 為在方法論上應將其劃入社會學之範圍，參閱：余英時，《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6)，3。
王晴佳稱之為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的“接軌”， 參閱：王晴佳，〈中國史學的科學化—專科化與跨學科〉，收入：羅志田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693。
王晴佳認為有些學者以論文發表的數量為基準，判定史家重視史學方法論的角度，而將1970視為一個新的階段，他的考慮方式則是側重史學觀念的變化，其分期與臺灣李東華、杜正勝所持的觀點類似，參閱：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53。
此為許冠三對殷海光史學研究方面的貢獻，轉引自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45。
王晴佳認為當初臺美關係的密切學術交流，對美國學者來說，臺灣是研究共產主義中國的一個基地，符合冷戰的需要，參閱：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46-49。
西方國家對社會科學成為一門科學的要求，展現在其使用計量的方法應用在歷史學的研究上，然而社會史的的計量方法取向與將歷史學看成一門自然科學應有所區別，參閱：格奧爾格．伊格斯(Georg G. Iggers)，楊豫譯，《二十世紀的史學》，70-74。
關於《食貨月刊》中新一代與陶希聖關心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的意識之差異，與陶希聖早年身為“中國社會史論戰”之代表人物的經歷有關，詳閱: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60-61。
古偉瀛對計量史學的反省中表示“量化較大的助益是在從事研究的過程中，
而非在其結果”， 轉引自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74。
王晴佳認為一篇由劉修明所發表的文章題目〈新時期與新史學〉，最能顯現當時急於革新的風氣，參閱：王晴佳，〈中國史學的科學化—專科化與跨學科〉，收入：羅志田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681。
參閱：吳廷嘉，〈要重視加強史學方法論研究〉，《歷史研究》，1(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1986. 2)：6。
參閱：王晴佳，〈中國史學的科學化—專科化與跨學科〉，收入：羅志田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684。
參閱：許倬雲，《求古編》，(臺北：聯經出版，2003)，641。
認為史學與歷史科學的研究對象都是“人”是其方法上互通的基調，參閱：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58-59。
參閱：王晴佳，〈中國史學的科學化—專科化與跨學科〉，收入：羅志田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698。
參閱：王晴佳，〈中國史學的科學化—專科化與跨學科〉，收入：羅志田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699。
王晴佳引杜正勝之言說明此一態度，杜正勝提到“臺灣的中國社會史家基本上單兵作戰，體現臺灣中小企業之精神，缺乏大計劃和顯著成績，但並不減低個人的成就”， 參閱：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85。
參閱：李璜，《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九龍：友聯出版社，1961)，21。
此為盧建榮在Lynn．Hunt所編的《新文化史》作序即表示，若史學研究者持“入主出奴”的心態，將使歷史學淪為社會科學的婢女，史學有何“主體性”，和“自立性可言，參閱：琳．杭特編，《新文化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13-14。
姚從吾對社會科學也採相似的概念，姚從吾認為歷史學是一種綜合的社會科學，以研究“人事”為主體的的社會科學，不免與歷史學有或多或少的關係，其中專以補助歷史的研究為職的，則為歷史的補助科學，參閱：姚從吾，《姚從吾先生全集—歷史方法論》，第一集，(臺北：正中出版社，1974)，57。
此為杜維運對歷史科學方法之觀點，參閱：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70-71。
此為王晴佳對余英時態度的理解，並認為余英時對康樂、黃進興等學人對社會科學方法應用的態度造成很大的影響，參閱：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75-84。
余英時提到另一學科為哲學，其觀點可以說是“超時間性”的，史學能補其與社會科學觀點之不足，參閱：余英時，《史學與傳統》，(臺北：時報出版社，1986)，4-5。
王晴佳舉葛劍雄重建古代人口地理為例，雖然得出許多圖表之呈現，也必需承認所提供的數據只能說是人口分布“大勢”，而非當代人口地理那種 “精確”的定量分析，參閱：王晴佳，〈中國史學的科學化—專科化與跨學科〉，收入：羅志田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704。
參閱：許倬雲，〈序言--也是一番反省〉，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ix。
參閱：張華葆，《歷史社會學》，(臺北：三民出版社，1994)，3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