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地學在中國有悠久的學術傳統，清代的地學成就尤其引人注目。一方面，受到樸學風氣影響，代表性沿革地理著作湧現一時；另一方面，晚清西力強勢入侵中國，中國傳統的世界觀大受撼動，知識分子首當其衝，或主動、或被動吸收外國輿地知識，並兼負國際情勢引介之責任。地學於晚清時期獲得突破性發展，也使晚清知識分子的地學認知意識較以往在廣度、深度上出現明顯的轉變。受到西方學科制度的影響，現代論及地學或地理學(Geography)皆以西方學術系統為依歸，地理學的理論、性質與方法也以西方為定例範式。西方地學雖獨佔學術之鰲頭，然畢竟是以西方經驗歸納所得出的法理原則，若以現代地學(主要就是西方地學)的觀點，其持有比較、分布、歸納三大方法所建立因果、範圍及綜合及三大原則，重點在強調地學研究特重發生於空間之經驗。因此，表現在環境認知的意識上，西方國家多各自發展出特有之地學傳統。中國傳統學術求通才通用，今日以西學觀點看中國地學，自然“對”不出地理學的蹤跡。中國地學在晚清的突破發展，不僅為當時有志之士作為經世之用，同時也是中國地學發展的轉捩點。為避免以片面角度將整體事件切割而勉強牽就地理學，採用“地學意識”而不用“地理思想”，具體來說，即為探討晚清時期知識分子對輿地認識的範圍與程度。晚清士人一面接收西方地學知識，一面將傳統與西學交融而呈現於豐富的地學著作之中，本文試圖透過梳理晚清士人的地學專著及遺留論著，探究其著述性質、目的、及取材來源，透過不同側面以勾勒出晚清地學意識的輪廓，是對晚清地學發展取向作一鳥瞰。

 

關鍵詞：晚清地學、地學意識、世界觀、地學傳統、西方地學

一、  緒論

     大約在19世紀後半至20世紀初，中國傳統地理學開始受到西方的影響，也是近代地理學在中國建立的時期[1]。關於中國地學在清末所面臨的學術轉型，如中國學者鄒振環表示：中國傳統地學走向近代地理學的學術轉型是一個歷史過程[2]。學術傳統與西學之間的折衝調合，正是中國近代地學發展經歷的過程。

    地學本身重視環境經驗，由於地域的差異性，而傾向發展出不同的環境認知。現代地理學普遍重視歐美國家經驗，使得地理思想史幾乎為西方地學思想籠罩，當世界各國以歐美為發展標竿，歐美發展出的地學法則的普遍適用性自然也相對提高，或者該說歐美發展的優先模式先出，而後被當作地域開發的範例。中國現代地理學以體制化、專業化為其學科體系形成的指標，因此西方地理學在中國的深化被認為是現代地理學建立的基礎。然而，中國傳統學術求通才通用，若單純以今日西學觀點檢視中國地學，自然“對”不出地理學的蹤跡。

中國地學在晚清的突破發展，不僅為當時有志之士作為經世之用，同時也是中國地學發展的轉捩點。為避免以片面角度將整體事件切割而勉強牽就地理學，本文採用“地學意識”而不用“地理思想”，具體來說，就是考察晚清時期知識分子對輿地認識的範圍與程度。

清代的輿地之學，一方面繼承中國傳統地學的基礎，另一方面，晚清有志之士對域外史地的關注與西學的譯介，中國地學在晚清產生了中西交融的局面[3]。晚清也是中國人世界觀受到強烈的震憾，日後地理學的發展除了在視界範圍增廣之外，有對地學領域的內涵有所擴充。晚清的地學意識變化，也反應出對傳統環境認知的調整，對於此一變化，具有敏感度與代表性的當屬體認劇烈世變的知識分子。向來對地學意識有幾個主要研究取逕：(一)由地圖學的演進著手，此類研究主要呈現中國在幾個關鍵時期在天下觀的轉變[4]；(二)由地理學史的角度切入，梳裡特定時期或綜述中國地學著作、地圖編制與地學思想，以表現中國地學的轉變[5]，(三)或由晚清士人對域外地理的實際接觸經驗，根據日記、遊記考察其心境關懷之傾向與轉折[6]，並節錄晚清士人對域外地理的觀察，同時表現當時知識分子的文化觀；(四)將晚清時局與地學意識結合，作為一個面向以論述當時知識分子在政治、文化與學術與的關懷[7]。

晚清是中國地學發展的轉捩點，地學意識面臨的衝擊最為劇烈，知識分子如何結合實際世界與知覺世界，在中國地學意識的轉折上非常具有代表性。前人對晚清地學意識歷時變化的研究基礎，是本文主要的方法借鑑，本文試圖觀察“一度作為先行學科的地理學”[8]之變革轉化，以窺見晚清士人的地學意識。

二、  晚清士人眼中的世界

清代對於傳統地學的承襲與發揚，表現於地志著作的編纂以及延革考訂上[9]。然而，在鴉片戰爭前後，最突出的是邊疆域外地理的研究，不但人員增多，連研究的內容都有了很大的轉變。其中對於外國新地理知識的研究為當時知識分子體認，藉由西方地學知識的引介，隨之而來的是對中國傳統天下觀的衝擊，對實際世界認知的擴大促成晚清知識分子對內心知覺認知的調整。外來的知識和接收者的關係是雙向的，外來的知識不一定會被“接受”，甚至連“接收”的知覺有無和當時的時空背景相關，晚清初期受到囑目的部分西方地學內容，早在明代已有西方傳教士為之引介，只是當時知識分子的接受程度不高，沒有造成廣大的影響。直到晚清，西人進逼日急，理解到世界形勢之重要，有志之士有系統的引介西方地學知識，才逐漸建構起“世界”的形象。

晚清知識分子對域外地理認知的擴充除了西書的譯介之外，還有稍晚具備海外實際接觸經驗的士人所提供的遊記與日記，其中描寫對外國自然與人文景觀的知覺感受，除了有助於掌握晚清關於世界的“境”之範圍，也能側面了解當時對世界所識覺的“景”[10]。這些世界形象的建構還需要經過與傳統認知進行折衝與調整，此處藉以考察西方地學傳入到接受的過程，以描繪出知識分子的曲折心境。

(一)世界地理初傳的反對者與接受者

西方耶穌會教士利瑪竇在明朝萬曆年間帶來的世界地圖，之後艾儒略寫成的《職方外紀》接連為中國的地學概念予以擴充。“地圓說”、“水晶球體系”的宇宙學理論、“經緯度”等地圖測量、測繪法、世界“五大氣候帶”的劃分以及眾多自歐人地理大發現以來的地理新知，於此時都被引介進入中國，其範圍可真是上至天文、下涵地理了[11]。

然而，明代的西方地學竟隨著時間一步一步失去影響。其中除了西方地學與中國天下觀相斥而遭遇反對之外，當時在文化上、知識上都無法提供穩固的“台階”，而導致無法針對西方地學做學術上的應戰[12]。

反對者的立場或從傳統的“天圓地方”、 “中國為天下中心”、“只有中國才能是泱泱大國”等概念對外來學問發動攻擊，或從新知識的認識與研究做出“似是而非”的駁斥[13]。接受西學的學者又分為兩類，一為接受其學之後尚尚有發揮，甚至從西方傳來的地學知識在“先賢”說過的話找論據[14]，結果自然是落入中國傳統夷夏觀的辯解，而與中國天下觀的“經驗”掺雜“想像”來“混建”一個世界了。對於西學地學知識反應曾有過“東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觀點，此一擬同的傾向被有些研究地圖學學者所肯定，認為明末曾出現一抹文化中西“殊而能同”的文化觀，也有掌科學技術鑽研西方地學的徐光啟與李之藻，然而態度的不夠開放導致明代的天文地學知識隨著時間漸為人淡忘，西學再興更待晚清，這次它就要以不同於往之姿態“化解”於中國文化之中。

(二)中國對世界地理的再發現

出於時代之變局，地學的發展也一轉“考據”之風，邊疆研究與域外史地的引介，成為晚清知識分子的關注焦點[15]。其中對外國史地引介最具代表性、影響範圍較大的當屬魏源的《海國圖志》與徐繼繼畬的《瀛環志略》。二書不僅為中國介紹世界地理智識，其中關於內容選輯與文化角度都採取了不同於以往的視野，另外以此二書為中心的地學交流網絡不僅在與中國境內發酵，外人也非常注意中國有系統地對外國史地的編輯，其網絡範圍也擴及海外[16]。

1. 世界地理的知識基礎與資料來源

《海國圖志》與《瀛環志略》中對地球天體的介紹，有部分已再明朝利瑪竇帶來的世界地圖就曾引介過，諸如明末對地球形狀、地理坐標與地球分帶等概念的引入，甚至是修正“地圓說”以確認地球為一橢圓體以及“日心說”，在清乾隆就已有法國耶穌會士蔣友仁向皇帝獻書。這些西方學術的見解沒有得到等量的回應，明末到晚清這一段期間，中國對世界地理的知識是不進反退了[17]。於是，《海國圖志》與《瀛環志略》二書能考其舊說並參照西人所能提供的資料、圖書與報刊，編輯成地理書，二書各有其采，屬性不同，也造成不同的影響。

2. 文化觀與世界觀的突破與影響

鴉片戰後，《瀛環志略》與《海國圖志》的出現顯示出兩個作者對時勢的洞見。其中，魏源在書中除了主張對西人長技的學習之外，還對歐人在宗教、貿易發展特以描述，並提出相關利用西方各國間的利害關係以作外交上的制橫，並提出關於扶殖華僑勢力以作為南洋地區與西人對抗。民族情緒的高張在書中隨處可見，但是魏源的態度表示不但要了解西方，洲國相互往來，不能高亢以待，主張“聖人以天下為一家，四海皆兄弟”，應捨棄以“夷狄”稱呼域外良友與瀛環奇士[18]。

《瀛環志略》對世界地理介紹較為淺白易懂，在當時流傳甚廣之外[19]，對於地學與西方國家的觀念多有糾正，通過考證手段以求可信。對於西方國家的舊有怪異傳說多有惕除，即以清代地學大師顧炎武對佛朗機國“買小兒烹兒食之”的記載，在其佛郎西國部分也加以辨正[20]。

另外，對比於早期知識分子對傳教士所獻地圖之爭議，對於二書所附載的世界地圖似乎沒有造成文化觀的干擾，除了載附各區分圖以外，世界地圖部分二書都以東西半球為表現方式[21]，《海國圖志》載有詳細經、緯度，其中在明代所忌諱的中央經線[22]，到了《海國圖志》已標明此線通過英吉利島。

3. 二書的地理學術價值

    《瀛環志略》與《海國圖志》除了展現晚清的地學知識的範圍與程度外，也啟動了晚清知識分子對地學正式與非正式的交流。由1840年林則徐囑魏源據其編譯的《四洲志》整理、擴充，《瀛環志略》出版也引起魏源的重視，而在《海國圖志》增補為100卷之時有所徵引[23]。

    除了作者群之外，1940到1950二書主要在中國流傳，並影響深遠[24]，之後環繞二書討論及後續研究工作者，被學者視之為集結地理學共同體的中心。另外，西方人對《海國圖志》的出版也加以關注，1883年英國傳教士慕維廉由墨海出版的《地理全志》另出刪改本時，自述刪改本是仿此二書之意[25]。自1853年後《海國圖志》六十卷與《瀛環志略》傳入日本，受日本知識分子歡迎，盛極一時[26]，在中國與日本擁有多種刻本[27]。

(三)晚清士人眼中的世界之“景”

除了廣蒐材料，拓展地理新視野。在晚清士人親歷其境所呈現域外景觀之焦點，也可從中側面了解知識分子對世界所感知的“圖象”。個人對所接觸到環境的描述與記錄，就能表現個體的態度與評價，也能代表個體的主要關懷。記錄者的背景也能直接或間接地體現於其觀察記錄，以樊守義與謝清高兩人為例，他們對域外實地接觸的經驗較早，樊守義是個虔信天主之教徒，隨傳教士於1707年赴東歐，身後留有《身見論》[28]。而謝清高的《海錄》就更為確定為清代較早放眼看世界的人之一，《海錄》是由楊炳南執筆，謝清高口述其跟隨商賈所從事貿易，因海難而為外國商船所救，之後遊歷外國之事[29]。傳教士和商人的記錄有很大的不同，《身見論》文短，然卻記載羅馬之彼德大教堂描寫最為代表，從廣場埃及“石塔”，到堂前環形“圍廊”，旁側“二百四十八柱”，高大著名的正殿圓頂稱之“寶蓋”，都為聖彼德教堂留下詳實的寫照[30]。

謝清高是一個“旅遊者”的角度看世界的，他眼中所到之位在“物產、建築、服飾、禮儀”，其書之價值在於其眼光沒有經歷祖國被“列強欺侮”的經歷，謝清高所呈現的是深刻“工業文明”的現象，要到四十年後，中國能才能體會歐洲之船堅利炮，而《海錄》一書的的記載則對林則徐與魏源等人產生重要的影響[31]。《海錄》的價值在林則徐時代才得以顯現，其前知識分子對其海外見聞的關心與程度，如同明代以來西洋傳教士所帶來的地理知識受到“冷落”。

知識分子走出中國，開始和洋人打交道，由書籍建構想像的世界與自身背景、實際經驗得以連結。第一批學外文的同文館學生對西洋社會的好奇與傳統倫理心境的詭異對應[32]；美國受西洋新學洗禮，前途看好卻選擇學成歸國的容閎，放眼於西方社會，他著眼的就是“人權宣言”、“黑奴解放令”[33]，豈非士人處境使其向西方找尋方位；海關人員李圭赴美觀博覽會見“廣致天下物產互相比賽[34]”，而後主張積極學習西方軍事與技術。經驗於西方，就是將自身處於變化的世界理，並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始由承認他人的存在，而證自己之存在。世界的圖像因而逐漸鮮明而具體，對於異文化才能走向心理的認知，新天下觀與新文化觀或有如鄭觀應所言“夫地球圓體，既東無西，何有中邊。同居覆載之中，悉必強分夷夏[35]。”向西方學習，並尋回中國之自主，康有為亦作如是觀“不可不讀中國書，不可不游外國地，以互證而兩較之”[36]。

三、  中國地學著作中的傳統意識

將焦點轉回中國，親近的環境經驗在地學意識就顯得溫和而有承續性。中國自古以來重視環境中山、川、陵、陸、水澤，有別於西方地理(geo, graphy)關於大地或地表之描述。而表現在地學著作上，清代承襲較具代表性的則以方志、沿革地理、堪輿等部分較為突出[37]。堪輿學，俗稱風水地理，經過數千年的發展，在清朝成為正規化，相關著作見收於官方叢書，在晚清地學家的論述也兼常有之。然而，堪輿之學雖有部分迷信色彩，對於地、水、位置、形勢的重視，著實反應中國對自然現象的認知與運用的思想[38]。

晚清治中外史地之如魏源，其著作就反應出地學家對中國域內關懷的面向，諸如關心河渠水利[39]，在地學知識上講求考據，卻也兼論地理、風水、氣。魏源於〈通釋禹貢〉笑有人“以今日之水道，概古人之水道”，責其“不知古時之水道，本如是也”，反而懷疑是古人是謬誤了[40]。在〈地理綱目序〉中，談“形家陰陽之用”，並說“周公制禮，有‘改葬服緦’之文，與孝經卜兆安厝同義，但要特別指出的是許多堪輿之學，蘊含有關自然地理的初步科學，魏源於同時也說“丘原高下向背，人人可察而知也，土色之枯潤、燥溼、堅散，人人可察而知也”，主張“心誠求之不中不遠，故吉地之得可必於仁人孝子之心，而不藉夫葬師術士之也”[41]。

有學者進而指出，儒家的空間觀是靠對歷史、環境的歸納而得出的[42]，而人與地的關係在清季主要以環境決定論為主導之勢。其中有顧炎武表達文化觀，分析貴州山勢為“頑劣不吉”，所以文化不發達，另外魏源分析世界文明起源於溫帶亞洲的事實，指是環境與文化發展的關係，而有“地不靈者人不傑，信哉”的言論[43]。若是以中國地學傳統意識考察晚清以後的轉變，其空間意識所遭受的衝擊，不可謂不大。

四、  西方地學知識在中國的傳播

由於域外史地的加入，清季的地學意識既有傳統之承續，也有西學之激蕩。清中葉以前，中國地學與世界地理失之交臂，然而日後在林則徐、魏源、徐繼輿等人用力之譯介西方地學，似有恢復振作的味道[44]。此時的地學成就受到的肯定，不僅來自於國內知識分子的支持、外人的持續關注，甚至連慕維廉都承認受中國著作體例影響，這是當時地學成就的證明。最明顯的對比來自於日本，其對中國當時介紹世界地學譯本的渴求，諸如《瀛環志略》與《海國圖志》，到王韜的《普法戰紀》，都成為當時日本知識分子吸收世界史地的源頭。

不該忽略的是，對於世界形勢的了解，大多透過西人傳介，因此西方地理學的引介也被視為理所當然。中國主動積極地譯介西書，從洪堡再到李特爾，西方地學三大支地文、人文與區域，在19世紀後期，已經直接進入中國的地學領域，成為“確立近代地理學知識體系”的指標[45]。有學者以中西學地理交流的角度切入，分析外人來華從事地理研究，以及西方地理學的登堂入室，根本動搖了中國傳統地理學的體系，屬於“單向性”的影響[46]。姑且不論兩種面向的論點差異，有一個值得探討的對照面是日本的地理學發展。猶記當初日本倚賴中國傳遞世界地學智識，然而到了後期演變為雙向交流，再往後的日子甲午戰敗以後，中國朝野鼓吹學生留學日本，期間透過翻譯經過日本消化刪定的的西方書籍，來進一步認識西方文化。甚至，成立新式學堂，政府大量向日本招聘教員，其中也包含了地理歷史教員[47]。

縱觀清代地理學的轉變是十分明顯的，初期與西方地學存有很大的差異，鴉片戰後便不斷地吸收許多西方地學的觀念、方法、乃至知識論，到後期世界地理專作與教科書的出現，清代地學與西方地學的發展可以說幾乎同期邁步了[48]，兩者也漸由差異走向趨同[49]。

五、  結論

要如何觀察思想在時空中的流動、傾向與轉化？關於晚清地學意識的探討，實著眼於在這一段時間，關乎實際與抽象的空間概念，如何在知識分子的思想中進行擴充與對合。今日環境條件很難想像昔日接觸到“職方”以外世界的震撼，然而，世界的確是一步一步建構起來的，晚清知識分子起先只能靠著圖文掺雜想像，慢慢使腳跨入世界門檻，再去做心理的疊合與調適。整個調適的過程，不僅是天下觀、世界觀，更是文化觀。這樣的轉變與調適定不僅只在知識分子身上被體現出來，反應靈敏度反而能在一般人身上找到，有時反而是走在知識分子前面了。然而，到底是往哪裡走了呢？

近代科學對地理思潮的衝擊，造就了晚清思想活躍、階段明顯的地學意識轉化。接觸新事物的同時，原有的傳統始終是一個還要繞回處理的部分，它是被兼容並蓄掉了？還是走向同化了？

 

徵引書目

專書

1.          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64。

2.          王庸，《中國地理學史》台北，商務出版社，1968。

3.          周寧(編著)，《2000年中國看西方》，北京：團結出版社，1998。

4.          徐繼畬，《瀛環志略》，台北， 京華書局,，1968。

5.          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台北：城邦文化公司，2002。

6.          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7.          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8.          潘光哲，《地圖學原理》，台北：三民書局，2005。

9.          趙榮、楊正泰，《中國地理學史(清代)》，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10.      魏源(撰)，陳華、常紹溫、黃慶雲、張廷茂、陳文源(點校注釋)，《海國圖志》，長沙：岳麓書社，1998。

11.      魏源(撰)，楊家駱(主編)，《魏源集》，台北：鼎文書局，1978。

12.      鍾叔和(編著)，《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接觸東西文化的前驅者》，台北：百川書局，1990。

13.      謝清高(口述)，楊柄南(筆錄)，安京(校釋)，《海錄校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期刊論文

1.          潘光哲，〈王錫祺1855-1913傳〉，收入：郝延平、魏秀梅(主編)，《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395-425。

2.          潘桂成，〈儒學空間之理論與實踐〉，《師大地理研究報告》，24(台北，1995.10)：97-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