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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儲安平、《觀察》與本書

謝泳的《儲安平與觀察》雖出版於2005年，但作者自稱完成於1993年。[1]因此，這本「新書」，並非作者新發的論著，而是過往研究的集成。

儲安平(1909-1966)，按照《中國大百科》的記載，他是一個「新聞工作者」，曾主辦《觀察》周刊，後來成為著名的「右派」人士。[2]《觀察》是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創刊的政治時事性周刊，主要撰稿人多為當時的自由派名士，如張東蓀、潘光旦、錢端升、費孝通等。《觀察》標舉「民主、自由、進步、理性」為編輯原則，最高發行量達10萬份。1948年12月24日遭當局查禁，共發行了26個月，每期約6萬字，總計114期。

筆者對1950年代「反右運動」前夕的儲安平印象深刻，對1940年已叱咤一時的儲安平卻所知甚少，因而本書既出，自欲一探究竟。

二、前人研究

首先寫出儲安平生平的是記者戴晴，她於1989年出版《儲安平與”黨天下”》(約7萬字)，雖然是報告文學的形式，但內容並不限於1949年以後的儲安平。因為內容有不少得自作者實地訪談相關人物，因而頗具資料價值。[3]

以特定面向分析某種刊物的研究很多，[4]1990年代，儲安平與《觀察》開始受到學者的重視。許紀霖、汪榮祖在討論知識分子或自由主義的文章中，均強調儲安平與《觀察》在1940年代的重要性。[5]謝泳自稱於同時間開始研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唯其論著雖完成於1994年，卻遲至1998年才出版。[6]台灣東海大學歷史系的陳依俤，於1994年完成其碩士論文〈《觀察》周刊之研究〉，不同於完全以自由主義看待《觀察》的研究視野，陳文雖有專章討論〈《觀察》周刊的自由主義言論〉，唯通篇更著重討論此一刊物與現實政治的關係。[7]

三、作者資料

謝泳，1961年生，1983年畢業於山西省晉中師專，主修英語。1986年後任職於山西省作家協會，1995年後任職山西黃河雜誌社，199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成為非常活躍的學者，2005年即有4本著作問世，除本書外，餘為《逝去的大學》(合著，342頁)、《血色聞一多》(208頁)、《清華三才子》(221頁)。謝泳還設置一個「謝泳居」網站，並將已刊或未刊文章置於網站供人瀏覽。[8]謝泳說自己從開始研究儲安平與《觀察》後，即以「一個人，一本周刊，一所大學」為線索，旨在「重新發現中國現代自由主義傳統」。[9]

四、結構與內容

作者自稱本書為一「小書」，實際內容不足15萬字。首章寫儲安平的生平，二至五章寫《觀察》周刊的「主要活動」、「兩次論爭」、「自由主義承傳」及「撰稿人的命運」。本書體例類似十餘篇短文的合集，並非探討「儲安平與《觀察》」之間關係的專題研究。雖仍維持學術著作的格式，但設定之讀者群似更面向大眾。[10]

作者將儲安平的生平，依時間順序分若干小節書寫。大學時期曾受自由主義陶養，抗戰期間為其「一生在寫作上較有收獲的時期」，戰後主辦《客觀》及《觀察》，皆以自由主義言論為特色，中共入主北平後，選擇與新政權合作，從此發表的文章，不過是「歌頌社會主義」之作，不復見到「當年那個儲安平」。1957年，儲安平以《光明日報》總編輯身分，發表「黨天下」言論。成為右派分子的儲安平，在1966年文革期間遭紅衛兵抄家，曾經自殺未遂的儲安平，最後以「失蹤」隱身於人生舞台。

至於《觀察》，在當時的政局中，對學潮始終同情、對國共內戰一貫反對、對中國的出路與自由主義何去何從持續論辯，作者認為，這些皆為此一刊物的自由主義表現。謝泳更認為，《觀察》繼承了《努力周報》、《現代評論》、《獨立評論》和《新月》的論政文化，而儲安平及他同一代的知識分子，始終以胡適為精神導師，足證自由主義在中國現代史上的確有其傳承。

作者既重所謂「傳承」，那麼他所說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傳統」究竟為何？謝泳指出五四時期自由主義者的特點為：「留學歐美教育背景」、「年輕時對文學有高度熱情」、「有相對穩定的專業」、「追求歐美的政治制度」，《觀察》的幾十個撰稿人則有以下特徵：其一，於1940年代正值壯年，其二，多受北大、清華的高等教育，加上留學歐美背景。其三，多為名牌大學教授，其四，多為無黨派人士，1949年後大多數選擇留在大陸。其五，多人成為「右派」，且不少於「文革」中受難身亡。

透過以上比較，作者或許意在表達：第一，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1940年代出現「世代交替」的現象。第二，留學歐美背景為兩代之間的共同點，亦為中國自由主義的主要淵源。第三，如果兩代自由分子多是名牌大學教授，那麼，大學應該是民國史上主要的自由主義溫床。

五、本書貢獻

作家章詒和在《最後的貴族》一書中，曾說「儲安平沒有安息，他正在復活」。[11]事實上，正是近年來圍繞儲安平的一系列出版、研究活動，造就了所謂的復活現象。其中包括儲安平舊作的重刊、[12]戴晴、謝泳等人的儲安平傳記、70萬字《儲安平文集》的出版、[13]以及學術界不少以儲安平或《觀察》為題的論文等。[14]謝泳即是上述現象或運動的參與者，而成為以研究儲安平及《觀察》著名的學者。

謝泳認為研究中國知識分子的學者如林毓生、格裡德(Jerome B. Grieder)等人，僅注意到1920至1930年代的第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而較少注意「第二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情況。本書則認為，儲安平以及《觀察》撰稿人，在1940年代末期的承先啟後，使自由主義傳統得以延續。

筆者認為，謝泳的研究，具有一種向現實社會「呼喚自由主義」的企圖。無論是否認同作者建構的論述，這段史事與人物的確更為人所知。

六、問題討論

謝泳曾為自己的主張辯護，說他是以「歷史研究中最簡單的實證方法」，找出具體的事例以證明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確有其自由主義傳統。[15]另一方面，謝泳說他不光是為學術而學術，如何「從正面發現這個傳統在當代的意義」才是他重要的工作。[16]謝泳將「評價」與「學術」一分為二的說法，使得我們似難專以學術標準衡量本書得失，但筆者仍願提出以下討論。

(一)關於實證研究

據謝泳所言，「想給儲安平先生寫傳記的人很多，但正是由於沒有資料，所以至今還見不到較為完整的儲安平傳記。」[17]大約受到同樣的限制，作者雖亦投入追尋儲安平的行列(例如聯繫他的四個子女)，但所填補的實錄部分仍屬有限。

作者視儲安平為自由主義者，認為其接受自由主義的來源，一為就讀光華大學時期(1928-1932?)，一為受到《新月》雜誌「〈人權與約法〉論爭」(1929)的啟發，使他得在15年後，成為「一個成熟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但以儲安平1932-1936年間任職南京中央日報社副刊編輯，[18]及當時所寫的文章，很難看出他當時已具有任何獨立批判的自由主義立場。[19]而由他後來在「觀察時期」的言論，可以看出英國留學經驗(1936-1938)可能與他的自由主義表現更有關係。[20]

作者過於強調「傳承」之存在，但在具體的實證研究上卻留下更多空白。如1948年末，《觀察》的最後幾期是否曾改變立場？[21]儲安平對中共的了解，是透過什麼樣的管道？[22]甚至，儲安平就讀上海大學時，念的是政治、英語或新聞系，仍未在作者改版後得到澄清。如果不是為了保持謎樣的儲安平形象，作者應該還有更寬廣及非選擇性取材的「實證研究」可做。

(二) 關於人物評價

作者執著於以「自由主義」為衡量人物的單一標準，筆下的儲安平多少因此被「扁平化」。例如，作者認為儲安平反對美國介入中國內戰，是因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但時空移至1949年以後，作者則認為儲安平的新作中只見「歌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高潮」，「再也看不到當年那個儲安平了」。既然，作者曾經注意到1940年代時，「純粹自由主義」與「強烈愛國傾向」兩者，曾「充滿矛盾地統一在儲安平身上」，後來卻只以自由主義單一標準，衡量置身政局丕變時的儲安平，如此處理方式是否能還原「當年那個儲安平」，實不無疑問。

(三) 關於自由主義

謝泳曾言他對抽象的自由主義學理既無研究亦無興趣，因此在本書中，作者只能一再強調兩代自由主義者間的傳承性，卻無法深入探討其中的複雜性。[23]其實若依作者的比較邏輯，還應該發現他們各自面對的是不同的大時代環境。第一代人面對的是五四時期「西方/中國」的錯綜選擇，第二代人面對的是國共對峙時期「威權專制/意識型態統制」的進退維谷。如能循此多所探究，或許比設想兩代間必然具有傳承性外，更能發掘其間的差異性。

事實上，謝泳絕非沒有注意到自由主義以外的思潮的影響。例如書中曾言及當時知識分子間的民族主義傾向，很可能「限制了他們長遠的歷史眼光。」似有意暗示民族主義有害於自由主義，但又未探究其間關係，作者如此雖意在凸顯自由主義主調，所呈現者卻似乎單調的不太切近歷史。

同樣以知識分子為研究主題的許紀霖曾經指出，1980年代中期，中國思想界出現了後被稱為「新啟蒙運動」的「文化熱」，其間所關心的主題是，何以中國的現代化屢受曲折？[24]以此脈絡觀之，或許更能理解謝泳「呼喚自由主義」的背景。謝泳雖宣稱要以「歷史實證方法」，證明中國現代史上自由主義傳統的確存在，但我們在本書中，看到的卻更像一個「表彰氣節」的儲安平——這並非意指作者過於溢美傳主，而是指作者堅持透過「自由主義」這個濾鏡看待儲安平，看到的是不是原來的儲安平？這樣的作法算不算歷史實證方法？

[1] 參見謝泳，《儲安平與觀察》(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頁218。作者最早的相關論著為，〈「觀察」撰稿人的命運〉，《二十一世紀》，19(香港，1993.10)，頁52-63。稍後又以〈想起了儲安平〉一文，發表於《讀書》，1994.3(北京，1994.3)，頁152-154。事實上，本書的主要篇章，也早見於作者之前編、著的專書中，如〈諸安平評傳〉一文刊於《儲安平：一條河流般的憂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觀察》研究〉，收於《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

[2] 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智慧藏」，網址：http://wordpedia.pidc.org.tw/Content.asp?ID=1452

[3] 參見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南京：江蘇文藝，1989)。另根據謝泳查證，至1985年以後，曾與儲安平共事過或同為報人的馮英子、徐鑄成等人，始開始撰文提及儲安平與《觀察》。參見謝泳，《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頁281。

[4] 最早如邵銘煌的碩士論文〈抗戰前北方學人與「獨立評論」(一九三二——一九三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8)，近期且較全面分析整份刊物之作如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台北：聯經，1989)。

[5] 參見謝泳，《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頁283。汪榮祖著，徐友漁譯，〈儲安平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北京：三聯書局，1998)，頁345-375。

[6] 據謝泳的說法，他1994年完成《〈觀察〉研究》，由於僅有十幾萬字，故無法單獨出書。謝泳，《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頁413。

[7] 陳依俤，〈《觀察》周刊之研究〉(台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4.6)。陳文寫作時，已徵引戴晴、汪榮祖、謝泳的相關文章。

[8] 「謝泳居」，網址：http://lookin.nease.net/xy/

[9] 作者意指由儲安平(一個人)追索至胡適至殷海光，由《觀察》(一本周刊)追索至《努力週報》、《現代評論》、《新月》、《獨立評論》等，及由西南聯大(一所大學)追索至北大、清華等、即可以發現中國現代的自由主義傳統。參見〈我們有沒有自由主義傳統？〉網站位置：http://lookin.nease.net/xy/mjy/b2000/mj0002.htm，傅國涌，〈《觀察》研究背後的夢〉，《大紀元時報》，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tw/bt/6/2/7/n1215051p.htm，以上資料擷取時間：2006.4.10。

[10] 將本書篇章與原刊文章相較，作者對徵引資料做了大量的刪節。

[11] 參見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2004)，頁94。

[12] 自1986至2005年，儲安平的《英國采風錄》、《說謊者》、《英人法人中國人》等紛紛重印出版。

[13] 參見張新穎編，《儲安平文集(上、下)》(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

[14] 2000年以後，至少有十餘篇論文以儲安平或《觀察》為題。參見「中國期刊網全文數據庫」(網址：http://cnki.csis.com.tw/)，資料擷取時間，2006.4.13。

[15] 原文刊於《書屋》1994年第4期，本文參考「謝泳居」網站，網址：http://lookin.nease.net/xy/mjy/b2000/mj0025.htm，資料擷取時間，2006.4.10。

[16] 李萌，〈重新發現中國現代的自由主義傳統——訪謝泳〉，參見「謝泳居」網站，網址：http://lookin.nease.net/xy/mjy/2003/mj0148.htm，資料擷取時間，2006.4.10。

[17] 作者表示「儲安平的檔案今天的研究者還看不到」，但卻提示「中國民盟」、「九三學社」、「中國新聞出版署」和「光明日報社」等單位可能有其相關資料。參見本書，頁1。

[18] 據儲安平於1938年回到中央日報社任職時，曾說「編者在本報主編副刊，前後四年。二十五年六月去國。」參見儲安平，〈我們的編輯態度〉，《中央日報》1938.6.20，第4版。

[19] 當時儲安平發表的文章：〈省自為政的統制經濟〉、〈蔣夢麟等的修正學制提案〉、〈教育破產的救濟方法還是教育〉、〈托兒事業亟待提倡〉、〈南昌新運已見實效〉等。參見《中央日報》1934.9.10-14。

[20] 汪榮祖曾指出此點，稱「不管他對英國的看法顯得是多麼理想化，現代英國還是給他提供了一個關於西方自由主義的具體樣板」。參見汪榮祖著，徐友漁譯，〈儲安平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頁352。

[21] 戴晴指出，《觀察》在1948年11月登出張申府的〈呼籲和平〉一文後，中共黨員施復亮曾與儲安平接觸，而「《觀察》從此再不言和平」。參見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頁174。

[22] 另一位與儲安平同樣受到中共接納的大公報人徐鑄成，曾提及其於1948年曾對一國民黨官員說，只要對方「贊成革命」，自己與中共有「通通消息」的管道。參見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160。

[23] 例如謝泳認為「歐美背景」為兩代自由主義者共同的背景，許紀霖卻為文指出，「從美國進口的自由主義與從英國進口的有很大的差別」。參見許紀霖，〈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二十一世紀》，42(香港，1997.8)，頁28。

[24] 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十論》(上海：復旦大學，2003)，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