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綱
一、國族建構之要素
1.國民
2.歷史記憶
3.民族英雄
二、改編國史運動－振興「國魂」
三、歷史教科書－國族意識的推展
四、另一種走向：一般教科書
一、
國族建構之要素
(一) 國民
「國民」一詞是在十九世紀末從日文輾轉假借而來的翻譯名稱。現代中國知識份子所理解的「國民」，是兼具西方政治思想傳統中的citizen（公民）與citizenship（公民權、公民資格）的意涵；此外，也意謂著具有應該享有的各項平等權利。不過，晚清知識份子在理解以及運用「國民」一詞的時候，卻有不同。晚清知識份子面對國勢的疲弱不振，危機感日益強烈，於是著手找尋中國何以疲弱的根本原因以及如何救亡圖存。關於「國民」的論述，就是在這樣的想像與背景下展開的。
在此展開的過程中，首為在戊戌（1898）政變之後流亡於日本的梁啟超。梁啟超認為足以使中國起死回生的方式，就是國民的塑造。梁氏認為其所處的時代的世界競爭，不同於以往的傳統君主專制國家的競爭，而是萬眾一心，全民動員的國民競爭。其在1902年所撰的《新民說》便闡述了其理想中之國民所應該具備的特質。在日本這段時間，梁啟超透過了日文譯本，利用日本人所改造的漢語舊詞，賦予「國民」新的概念。經過這樣跨語際的解釋過程，「國民」不再是中國傳統政治中毫無政治權力可言的齊民百姓，而是作為國家主體，人人有權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公民。
接著，在形塑國民的過程中，又可以見知識份子分別從「奴隸」與「國家」的論述來突顯中國人民的特質並映射出理想的「國民」特質。先就「奴隸」的論述來看，「奴隸」一詞在梁啟超的筆下又發生了一次意義上的轉變；「奴隸」不僅是政治層面，更是意識與文化的層面。1899年，梁啟超於〈愛國論〉一文中及指出中國人的心性、風俗、言論、舉動無一不具有「奴隸」性，也就是說，「奴隸」不僅僅是中國人外在的政治處境，更已經內化成一般民眾的意識結構與行為模式。在這樣的概念之下，中國人所具有的「奴隸」性受到了普遍的批判，出現了知識份子對於中國人民特質的反省。這樣的反省過程最後突顯出了中國人民不但具有「奴隸」性，相較於西方國家的「國民」反而缺發了愛國心、權利與義務的觀念以及獨立、平等、自由的概念。而以上兩部份，正這也是知識份子企圖擺脫與形塑的「國民」特質。或者，可以說知識份子在關心「國民」問題的時候，以其對「國民」的認知來檢視進而批判中國人民的特質，而中國人民所缺乏的，則是知識份子所欲建構的。類似的脈絡在關於「國家」的論述中也可以發現。首先，知識份子往往將其「國家」與「國民」視為一個整體。像是梁啟超即認為天下沒有無國民而可以成國家的情況，更進一步說，有國家就有國民，沒有國民也就沒有國家。在此一整體概念之下，「國民」的塑造即是意味著「國家」的建構；於是在塑造國民的過程中，除了從「奴隸」來反映出「國民」特質之外，知識份子也開始關注「國家」的概念。當他們觸及「國家」概念的時候，發現中國人民是相當欠缺國家觀念的。像是留日學生呂志伊認為中國人民無共同心、無團結力，嚴於地方界線，如省界、府界，卻不知道有國界；梁啟超認為中國人民「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及「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都在說明中國人民國家觀念的缺乏。於是知識份子認為中國所以無國民，是因為國家觀念的缺乏，進而開始鼓吹愛國思想，希望能藉由愛國思想的宣揚來塑造國民。可以發現，知識份子以「國家」的概念對中國特質的再次檢視，除了突顯中國特質之外，又反映出了另一種理想，即是希望形塑出具有「愛國意識」的「國民」並以之來建構「國家」。
(二) 歷史記憶
清帝國的積弱不振，知識份子除了找尋振興之道，一部分的人也在中央控制力減弱的同時，開始為中國人民塑造另一種歷史記憶。由於此類歷史記憶的塑造者，多為傾向革命者，因此其塑造的歷史記憶直接對滿族的統治構成挑戰，不過這樣的歷史記憶也成為國族建構要素之一。
1905年，在國學保存會及其機關報《國粹學報》的主導下，掀起了國粹運動。國學保存會由鄧實發起，編輯成員有章太炎、陳去病、黃節以及劉師培等人。此國粹主義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響，透過西方的文化來復興中國傳統中之「粹」；而此運動之目的是對中國的「傳統」部份重新定義，作一取捨。至於其取捨的標準為何？或許能以運動的主導者章太炎的觀點來說明。章氏對國粹的主張有二，一是相對於西學，一是相對於滿族。就前者而言，既是中國的國粹，那麼相對於西學當無疑問。特別是就後者而言，章太炎認為國粹的重要部份存在於歷史，而其所謂的歷史雖然是不分好壞良醜，但卻是以漢族之歷史為要。有了這樣的概念，在證之國粹運動的傳播內容或可間接勾勒出國粹運動的本質及其建構歷史記憶的走向。在國粹運動中，先後出現了許多刊物，像是《國粹叢書》、《國粹叢編》、《古學彙刊》。以《國粹叢書》來看，其中有相當多的內容文獻為當時的人開啟了另一種歷史記憶，因為許多刊載的文獻在清朝中葉之後便不再公開傳佈，又，其內容或有反滿的態度。
綜上所述，或許可以瞭解在整個國粹運動中，有相當的部份是要跳脫出滿族統有中國的歷史記憶，並且藉由漢族主體意識的建構以及明末清初反滿記憶的重現來形成新的歷史記憶。而這樣的歷史記憶使得不少人對「國」的定義產生了變化，即是表示「國」與「朝廷」分開了；在清朝鼎盛時期幾乎沒有人懷疑「國」就是「朝廷」，但是在國粹運動下所形塑的歷史記憶則是成為一種排滿的力量。
(三) 民族英雄
除了前所提及的「國民」以及另一種「歷史記憶」的形塑之外，由於「民族英雄」的塑造不僅能夠喚起民族共同的情感與熱情，更能彰顯國族精神與優越處，因此亦是建構國族的要素之一。而根據此一部份的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在形塑民族英雄的過程中，隱含著兩條不同的脈絡。由於當時革命派與君主立憲派的對峙分流、相互抗衡的政治事實，立場相異的各派知識份子對於中國「民族英雄」的形塑有著截然不同的方式。
首先，就革命派來看，在民族英雄的選擇上主要是以漢族為主體，至於英雄的實際功績則主要關新的是「抵禦外侮」的部份。像是章太炎即指出希望這些「明王聖帝」，「相我子孫，宣揚國光」，並協助「漢族」人民同心協力「以底虜酋愛新覺羅氏之命」。在革命派的觀點之下，首先取得民族英雄地位的為岳飛。1903年，《湖北學生界》刊載了〈中國民族主義第一偉人岳飛傳〉一文，作者指出：岳飛的民族思想「冠絕一世」，後世的文天祥、張世傑、史可法、鄭成功等人都是「食岳王遺傳之幸福」，岳飛身亡後「漢人、南人永為被征服之民族」。又，1906年的《競業旬報》又有一篇〈中國民族排外第一偉人岳飛傳〉，作者則是指出寧願早夭去見「清胡虜、志復中原的民族偉人岳飛」，從中亦呈現出了胡漢之別。在岳飛之後被形塑成為民族英雄的則是南宋的文天祥。1904年，《覺民》雜誌有篇文章名為〈為種流血文天祥傳〉，將文天祥譽為「攘斥胡虜，為種流血」。此外，由於明末反清的史事更與排滿革命有直接關係，也常為知識份子所徵引。這樣的現象，可以說這是一種以種族為界線的民族英雄塑造方式，最後反清的洪秀全、孫中山都以這樣的觀點被形塑成民族英雄。
其次，再就立憲派來看，其在塑造民族英雄的時候，是有別於革命派的。不過，雖然這樣的想法導因於雙方立場的不同，但是細究梁啟超的看法，或可將立憲派的觀點視為一種對於革命派觀點的反思。由於革命派往往以種族為界，那其反面所代表的意義，則是貶低了中國境內非漢族的族群。對於這種「一切以種族為斷」的觀點，梁啟超並不贊同。在塑造英雄的過程中，立憲派主要是著眼於「宣揚國威」。以鄭成功為例，雖然梁啟超也認為是民族英雄，不過他所憑藉的並非「夷夏之防」而是鄭成功的開疆拓土。又如班超，梁氏認為其「威服五十餘國」，「收千古未有之奇功」實為民族帝國的好模範。此外，梁啟超本身的歷史思維也是形成此種觀念的原因之一。如前所述，他認為所處時代的競爭是全民動員的國民競爭，進一步說更是黃種人與白種人的競爭。這樣的認知也促使他在塑造民族英雄之時，會將焦點放在此人物於國際競爭中的成就。像是其對鄭成功的評價更建立在其奪臺灣於荷蘭人之手的成就上。
就以上所言，可以較清楚地發現在「民族英雄」的形塑上呈現出兩條不同的發展脈絡，而這樣的現象，也反映由於政治上的複雜導致了文化觀念上的分歧。
二、
改編國史運動－振興「國魂」
國族主義的核心信念之一是強調每一個「民族」歷史文化的自我認同與獨特性。在這樣的前提下，晚清的知識份子於是轉而關注自身歷史文化的「再詮釋」，藉以重新「發現」或是「振興」足以契合「國族主義」的價值；另一方面，又能夠彰顯國族獨特性的傳統。而在關注中國本身的歷史文化時，除了前述對中國人民性質的批判之外，對於中國固有的史學也加以撻伐。1897年梁啟超即指斥中國兩千年來的歷史文本，包括正史、編年、載記以及記事本末大都是君王的歷史，不過是「為一代之主作譜牒」；1901年，梁啟超再度指出，前代的史家只知有君主而不見有國民，而其所成之史書也不過是記載了權力者的興亡更替。除了梁啟超之外，馬敘倫則是認為中國自秦漢以來，「史非民有，暴君酷吏，此污穢滅亡之史，不足觀也。」鄧實則是感嘆中國三千年來竟然沒有契合歷史真精神的歷史作品，而其所感嘆者不外是中國的歷史是朝代史而非國史，是君王的歷史而非人民的歷史。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晚清的知識界遂有「改編國史運動」的出現。
1902年，梁啟超在〈新史學〉中指出「史學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更揭櫫了中國界史學的四大弊病，分別是（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三）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四）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而其所主張的新史學所應該注意者亦有四點：（一）反對歷史為朝廷君主而作，歷史應為國民而作；（二）提出舊史不能為群體著想的缺點；（三）提出著書的宗旨是為了經世之用；（四）認為中國舊史缺乏探究深遠宏大的理想。而在指出中國舊史的四大弊病之後，梁啟超也認為舊史根於這些缺點，產生了兩大病症：（一）鋪敘而不能別裁，（二）因襲而不能創作。梁啟超認為西方史學進步的原因有兩方面：（一）是客觀資料的整理；（二）觀念的革新，以史為人類活態的再現，全社會知業影，而非一家一人之譜錄；由於中國的舊史存有許多弊病，梁氏認為可以參考近代的西方史學。梁氏可說是綜合了各家對於中國史學的批評，並且將國家、群體、經世與理想的概念加諸於史學上，成為改編國史運動的指導原則。
不過，在改編國史運動中，改編同時又有塑造「國魂」的意含。晚清知識份子所揭櫫的新史學，目的不在於歷史事實的考訂，而是要中國歷史掃除過去的弊病，並闡揚中國歷史光明、獨特的一面，其目的是要喚醒中國的「國魂」。「國魂」指的是一種國民的特性，所有的國民均可以在此一特性的陶鑄之下，日益進化。在這種「振興國魂」的號召之下，「歷史」的首要職責，則是如何去動員「過去」的光榮記憶，以闡揚國族特質，砥礪國族情感。
最後，隨著改編國史運動的展開，採用章節體而且壓縮的、簡明的歷史教科書也依序出現了。
三、
歷史教科書－國族意識的推展
知識份子在企圖振興中國的前提之下，「國民」、「歷史記憶」、「民族英雄」等要素日漸發展，其對中國史學的批判更引發了「改編國史運動」。從這一條脈絡來看，知識份子在建構國族的概念上不但獲得相當的成果，而在改編國史運動中所產生的新式歷史教科書也成為推展國族意識的工具。另一方面，晚清教育制度的改革也賦予了歷史教科書重要的地位。從教育制度來看，1902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在〈欽定學堂章程〉中規定從蒙學院、初等和高等小學、中學堂、高等學堂（包括師範學堂）、分科大學堂、通儒院、進士館均開設歷史課程；1903年又頒布〈奏定學堂章程〉，進一步明訂歷史課程之要義，要求各階段學校均設立歷史課程。在各次奏定章程中，略可看出清政府推行歷史教育的目的，約有下列幾項：（一）形塑民族主義與愛國心；（二）重視當代史；（三）重視中國史教育的同時，亦開始重視世界教育。雖然不能清楚瞭解所形塑的民族主義為何，但是可以清楚的知道，晚清知識份子在「國民」論述中所提倡的「愛國意識」以及在改編國史運動中所注重「今務」的觀念已經被收納進去了。此外，隨著新學校的興起，學校教育迅速發展，教科書也成為了普遍的需求。於是，歷史教科書的接觸範圍被擴大了，也表示歷史教科書將成為國族意識傳播的首要工具。
但是為了滿足各地大批新興學校對歷史教科書的急需，暫時借用外國成書，實是當時不得已的權宜之計；據1903年京師大學堂所頒〈暫定各學堂應用書目〉所列的教科書多為日本教科書譯本。隨著學校的迅速發展，日本教科書譯本的影響力也擴大了，於是有學者認為日本所編的教科書不適合中國，主張採用自行編輯科書。較具有影響力的自編教科書有1903年曾鯤化的《中國歷史》、1904年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以及1905-1906年劉師培的《中國歷史教科書》。這些教科書的作者或有國族建構的傾向，就曾鯤化而言，在〈內容要點〉中即說明編纂此書的動機為意圖透過對中國歷史的認知以振興國魂，發揚民族精神；劉師培在撰寫《中國歷史教科書》之時即一方面高唱保存國粹，一方面主張民族民權。而以上三本教科書雖然內容不盡相似，但也有其共同特色：（一）編纂體例受西方史學輸入中國的影響，採章節體；（二）教科書不僅記述中國的政治與軍事，並開始或多或少涉及財政、藝術、社會、宗教、文化、思想、制度、民族、種族等層面；（三）部份教科書明顯受到嚴復所譯的《天演論》影響，強調社會歷史進化的因果關係；（四）企圖以歷史教科書來形塑民族主義。而其用以形塑民族主義的觀點更因學術淵源與政治傾向的不同而有差異。今文學派，傾向變法的夏曾佑以孔子為中心來形塑文化民族主義；而古文學派，傾向革命的曾鯤化與劉師培則是以黃帝血緣為中心來形塑血緣民族主義。
四、
另一種走向：一般教科書
由前述可知，從國族建構的要素直到歷史教科書的撰寫所呈現的是以晚清知識份子為論述對象，而知識份子裡面有可分為立憲派與變法派，派別的不同也往往導致概念上的根本性差異。不過，在討論「國族建構」這一個議題的時候，畢竟清政府與「國族」議題的關係是相對密切的。當歷史教科書在闡述國族意識的時候，不論其背後的主張是立憲或是革命，對於清政府的統治來說應該都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那麼此刻清政府的態度為何？在筆者爬梳教科書相關研究成果的過程中發現，在一般教科書的《國民必讀》、《國民讀本》中所呈現的角度，或可提供來思考此一問題。《國民必讀》在1905年出版，作者為陳寶泉與高步瀛。兩人均曾留學日本，此書的內容明顯受到日本教科書的啟發；而《國民讀本》則是1908年學部宣佈將自行出版的教科書。可以發現，這兩本書在某些觀點的表述上是不同於革命派與立憲派的，最顯著者為「國民」的概念。大體而言，晚清的知識份子在論述「國民」的時候，承認國民是建構國家的要素，擁有愛國心、權利與義務的觀念以及獨立、自由的概念。但是在《國民必讀》中所傳達的國民概念卻非如此，而是傾向於傳達「國家的利害，就是民人的利害；國家的存亡，就是民人的存亡」似乎將國民束縛於國家之下，而非是由國民來建構國家。而在《國民讀本》中則是指出「國民」與「臣民」是可以互換的，在教師手冊中更指出「國民」要比citizen更為服從。此種論述也明顯有別於「作為國家主體，人人有權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公民」的國民概念。由此可見，雖然知識份子努力在建構國族，但其論述依舊與清政府產生差距，或許可以將清政府的觀點視為立憲派與革命派之外的另一種國族建構的方向。
徵引書目：
（一）
專書
1.
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2002。
（二）
論文
1.
王汎森，〈清末的歷史記憶與國家建構－以章太炎為例〉，《思與言》，34.3(臺北，1996.09):1-18。
2.
沈松僑，〈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3.4(臺北，2002.12):685-734。
3.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臺北，2000.06):77-158。
4.
林麗月，〈劉師培的史學〉，《教學與研究》，1(臺北，1972.02)：231-245。
5.
Joan Judge（著），孫慧敏（譯），〈改造國家－晚清的教科書與國民讀本〉，《新史學》，12.2(臺北，2001.06):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