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美與死──日本領臺末期的戰爭語言〉《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4，初版2刷，頁32-75、185-213。
一、召喚戰爭期世代的心靈
本文評介的這兩篇文章，都在探討戰爭末期文化問題，主題與日本在殖民地臺灣和朝鮮實施的皇民化運動及戰爭語言問題相關。從作者周婉窈教授的觀點看來，前一主題實可涵括後者，亦即整個戰爭時期的殖民地歷史都屬於皇民化運動史。
作者認為這段時期的歷史對戰後的臺灣影響極大，是了解戰後臺灣史的重要關鍵，因此值得深入探討。收錄這兩篇文章的《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一書，書名取自一首戰時被日本官方定為儀式用軍歌，如果不注意其中的忠君思想，該軍歌詞意頗類似中文軍歌「勇士進行曲」：「男兒立志在沙場，馬革裹屍氣浩壯」，都使用了美化戰爭的修詞，作者藉此時代語為題，傳達出全書探討的戰爭背景。
從作者的作品中，可以讀到一群人的身影，用作者的話來說，這些人屬於「戰爭期世代」，出生於1920年至1930年間，戰局方酣時他們猶是青少年，尚無法主導時局，但由於變動發生於人格形成期，對心理影響深遠，這群人步入壯年後，青少年時期的共同印記就發生歷史性的作用。作者用「同情的理解」來回顧這一段皇民化運動的歷史，關心這個時代的人受到什麼教育、被灌輸什麼精神與思想，因此形塑了什麼道德感、國家觀念、歷史意識、一般價值觀；作者討論當時的統治神話、同化運動、公學校教育，希望召喚過去，掌握這些歷史世代集體心態形成的歷程。
在評介這兩篇文章前，我想先談談周婉窈的史學背景以及關於二次大戰期間臺灣史的研究情形。
二、研究臺灣史的變與不變
周婉窈教授為臺灣嘉義大林人，1956年生，臺大歷史系、歷史研究所畢業，美國耶魯大學博士，現在擔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並在臺灣大學等兼課。她早年研究日本統治時期臺灣政治運動，碩士論文關於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89出版)；博士論文以皇民化運動為題(1991，未刊)，由此發展出來的研究主題，已從早年的政治議題，轉向近代教育、歷史意識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此外，她尚有普及臺灣史知識之著作：《臺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1997)，並編有與戰爭記憶相關的《臺藉日本兵座談會記錄井相關資料》(1997)、與進修日文公文書相關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研讀班通訊》(2006)等書。除這些與學院相關的作品外，作者也曾在《當代》雜誌發表過數篇散文，文風細膩而深具女性特質，強烈的歷史感貫穿其中；而即使是散文形式，作者仍展現其史家之專業，曾透過清代契約等珍貴史料的解析，思考清治至日治時期臺灣女性的命運。
在作者近三十年的臺灣史研究過程中，隨著研究主題的改變，以及時代的變遷，作者對臺灣史的看法也有些變化。除了研究主題從臺灣人的政治運動轉向統治者對臺灣人所推展的教育及同化運動外，在研究的對象上，1980年代初寫成的碩士論文中，作者並沒有將原住民納入臺灣人範疇，這在1980年代末該書出版時，已令作者「深深感到不安」。由於對於臺灣史上族群問題的逐漸重視，使作者1997年出版的《臺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中，十分強調撰寫一部「照顧到每個族群的臺灣史」的重要性。她並且說到做到，該書封面、內容，已可見到許多關於原住民的圖與文。而本次探討的《海行兮的年代》一書中，仍可讀到不少關於原住民歷史的篇章。
其次，關於作者的研究方法，也似有從純史料建構到參採西方理論的過程。其碩士論文中，僅徵引一篇英文論文，較少涉及理論概念的探討；至《海行兮的年代》出版，闡述世代概念時，已能多方援引西文作品藉以分析理論，甚至包括德文作品的直接引用。在本次討論的戰爭語言一文中，作者也借用宣傳學的研究成果來分析戰爭宣傳的方法及影響。
而在史觀上，作者在二十世紀末，曾費心思量臺灣歷史是要書寫「誰的歷史」的問題，對於以政權來作為臺灣史的分期再三質疑，而其字裡行間，似已採納曹永和教授所提倡的「臺灣島史」觀，認為以臺灣的地理空間來回溯一個社群的共同歷史，是近代社會普遍的現象。
在這些或多或少的改變之外，我們也看到作者從事歷史研究中一貫不變的精神：反抗政治力對人民的操控。從早年研討的政治運動，到後來關於日本殖民地教育的研究，作者一直站在批評統治者的立場。此種一貫的立場，也使她相信：「如果歷史可以給我們教訓的話，那麼，對目前和將來之歷史教育具有左右權力的人應格外警醒。以政治力量干涉歷史教育，也許可以獲得一時的優勢，但不是長久之道。」或許這也是了解作者作品時值得注意的一點。
三、以戰爭時期為範圍的臺灣史研究概況
作者在研究主題上別具慧眼，往往有開先鋒之功。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如此，臺灣的皇民化運動亦無例外。在作者於1980年代末期開始研究皇民化運動之前，專以這個題目為主的相關研究成果並不多見。日文作品中，小林英夫《「大東亞共榮圈」の形成と崩壞》（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75）處理了日本殖民地的戰爭動員問題，但偏重在金融、軍事工業、勞動力動員及經濟物資等方面統制政策，未及於文教等心理面的探討。與小林英夫類似的中文研究，出現時已是1990年代中期──林繼文《日本據台末期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臺北：稻香出版社，1996)，其中除處理戰爭末期政治經濟重編問題外，也討論軍需工業、統治經濟問題，較特別的是談到志願兵等軍力及勞力動員問題，但出版時間已遠在周教授提出博士論文之後。
此外，近藤正己《總力戰と台灣──日本植民地崩壞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6）是一本企圖心很高的著作，分別從日本方面及中國國民黨方面，詳論臺灣的戰時體制，包括軍事及人心的動員，以及另一方面的臺灣光復運動，前一部分討論皇民化運動有極細緻的分析。近藤對韓國的情形也有研究，在周婉窈教授作品中曾予引用，不過從時間看來，兩位研究者差不多是同時進行這個主題的研究。臺灣在1994年另出現了一本討論〈戰時體制下的臺灣社會(1937-1945)──治安、社會教化、軍事動員〉的碩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鄭麗玲，2000年以研究臺北帝國大學之論文取得臺灣師範大學博士學位，現任臺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關懷的時空與主題和周教授的研究相當接近，不過其處理顯得簡略，缺乏較為深入的分析。
至今關於戰爭時期的臺灣史仍是一個待開拓的園地，包括史料的開發與保存也都需要加強。作者不但從事相關專題研究，也對這段時期採擷了口述史料，即上述1997年出版的《臺藉日本兵座談會記錄井相關資料》，這與後來《拓南少年──探尋拓南工業戰士們的身影》(2004)以及以鮮活的影像重現台灣少年工的歷史紀錄片《綠的海平線》的出現(2006)，都象徵搶救這段即將消失的史料的一個開始。
四、比較觀點下的戰爭動員
作者在這兩篇文章中都採用了比較的觀點。她發現臺灣及韓國的皇民化運動表面上十分相近，大約均始自1937年，都是極端的日本化運動，也是戰爭動員下的一環，因此兩地人民都是被動的。但兩地運動本質上有異：淪為日本殖民地前，臺灣是清帝國的一個地方單位，而韓國則是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日本統治者在臺灣要處理的是漢人的文化認同問題，在韓國則是要洗刷朝鮮人的國家觀念。
作者概分皇民化運動為四部分：宗教與社會風氣的改革；國語(日語)運動；改姓名；志願兵制度。宗教方面日本希望以國家神道取代殖民地通行的宗教，因此廣設神社，壓抑傳統宗教。但臺灣實施的方式較和緩，韓國殖民政府以激烈的手段對付基督徒，然而兩地的神道信仰在戰後都一樣消失無蹤。國語運動方面包括廣設日語講習所、取消學校中漢文及韓語課程，並針對知識階層認定國語家庭。大抵而言，國語運動在臺灣比在韓國成功。臺灣總督府不曾有系統地禁止使用臺語及其他本地語，朝鮮殖民當局卻將主張保存韓語和主張韓國民族主義等同視之，對其施以迫害。改姓名方面，臺灣採取可制，由戶長提出申請；韓國則是強迫性的要求，拒絕者遭受差別待遇，在升學或就業上會受影響。因此，韓國改姓名之比例極高，1940年就有75%的成果，而臺灣人的反應初期並不熱烈，次年比例就大幅提高，不過即使到戰爭將結束前，也絕不超過10%。志願兵方面，作者認為這是測驗殖民地青年「皇民化」程度的指標，也有某種微妙的民族自尊與競爭心理。大致而言，臺灣人對志願兵制度的反應遠比韓國人熱烈。作者認為皇民化運動多少減低了臺灣人的「中國性」卻因此，尤以當時的青少年為然，這也影響到戰後的臺灣史。
在戰爭語言的部分，作者主要依據為當時報紙上的報導，觀察殖民者與新聞媒體使用的語言，以臺灣為主，比較日本及韓國的情形，再分析戰爭語言的影響及其文化與美學涵義。作者引用成說，認為文字確能影響人們對事實的認知，描述事物與呈現行動的方式，能導引人們的思想與反應，創造人們的社群世界。作者歸納日本的戰爭詞彙有擬物化、美麗浪漫色彩及具昇華與超越性三個特性，結合美與死，應放在日本文化脈絡裡去分析。但此文對於分析戰爭語言的文化來源及其影響較少提出確定的看法，其主要貢獻仍在於具體地重現戰爭回憶。
作者從臺灣人的回憶錄及訪談中，發現戰爭語言無形中對年輕人的滲透，走過那個時代的人，會不假思索地說出當時報章中常用的戰爭語言，尤其是婉轉修詞的說法，如在志願兵制度中常用的「男子之本懷」，軍人的代名詞是櫻花及鷹，受傷者是「白衣勇士」，死亡是「無言的凱旋」，參與戰事的女子(包括看護護及慰安婦)是形容日本理想女姓常用的「大和撫子」。當時在日本及朝鮮也使用類似的戰爭語言，當兵都是擔任天皇「御楯」，戰死是「散華」，歌頌全軍困戰至最後滅亡則為「玉碎」。
五、評論
如前所述，周婉窈教授的研究具有先驅性的貢獻，能針對重要但為人所忽略的議題開疆闢土，不論是皇民化運動的大主題，或附屬於其下的戰爭語言的分析，都是如此。她也往往能提出特別的觀點，檢討關於日本官方對於臺灣了解日語者之統計數字的內涵即是一例，使數字背後的實際狀況更能彰顯。
但是在其文中也有些小問題值得商榷。就皇民化運動一文而言，此運動的結束期為何時？內容包括什麼？把志願兵制度納入是否適宜？我認為應可再推敲。如作者所指出的，皇民化成為方針約始於1936或 1937年，由於作者並沒有引出官方在這個方針上的具體實施綱領，我們似可以假定關於其施行項目是後人歸納出來的。皇民化運動的目標是將殖民地人民改造為真正的日本人，其對象為殖民地人民，皇民化與皇民的區別是存在的。而在戰爭時期的動員中，另有1940年下半源起於日本國內的皇民奉公運動，這是從大政翼贊會衍生的針對日本人而推展的戰時體制，引入臺灣後，結合保甲制度徹底實施，口號上是強調盡皇民之義務，以增產、訓練為目標，軍夫、看護婦、志願兵等都屬於其中推行的工作。因為是以結合親日勢力為主，刻意強調皇民的責任，有些作法與皇民化運動甚至是矛盾的，例如臺灣人較為抗拒的廢止寺廟及撤去正廳牌位的措施，就可以因為皇民奉公運動而改採緩和處置。因此究竟志願兵制度是否可列為皇民化運動的一項？1945年是否為皇民化運動的終止時間？似宜有較為深入的分析。目前臺灣對於皇民奉公運動的研究仍嚴重不足，因此關於它與皇民化運動的關係易生混淆。
其次，作者認為皇民化運動中社會風俗的改革涉及面過廣，且零散瑣碎，因此略去不談。但事實上這一部分涉及日本人認為臺灣人傳統中不符合日本性的部分，可以顯示日本人理想中的皇民是什麼，與此一運動的大方向有密切的關係，似不宜省略。
另外，在皇民化運動時期，臺灣固有宗教是否全在整理或彈壓之列？當時日本在臺灣的佛寺如何因應？臺灣佛寺如何因應？似均值探討。舉例言之，臺灣原有的中國佛教傳統，有無轉向為皇民化佛教之可能？據江燦騰研究指出，皇民化佛教包括說日語、以日語誦經、穿改良服、用日本內地佛教儀式等。以南臺灣來觀察，當時原由日僧東海宜誠和尚臺南開元寺高證光(執德)所推動的臺灣舊慣佛教改造運，在皇民化時期轉由屏東東山禪寺和臺南開元寺分別負責，推動戰時皇民化佛教一般講習課程，使佛教更趨向日本化。另外大崗山蓮峰氏寺也配合「皇紀兩千六百年」活動，向日本臨濟大本仙京都妙心寺申請在寺中奉置「聖壽尊牌」(即昭和天皇牌位)。在此之前，臺灣本土佛寺，如臺南閇元寺、臺北凌禪寺、臺中寶覺寺等，早已安置了在位天皇的「聖壽尊牌」。這一部分的事實，作者似乎極少觸及。
再者，作者雖意識到原住民在臺灣族群中的地位，但在這兩篇文章中都沒有特別處理原住民的情況，而完全以漢人為對象。作者寫過關於原住民莎勇成為「大和撫子」代表日本教化成果並納入日治期間教科書之專文，相信不論是戰爭宣傳、改姓名、推行國語或宗教民俗的改革，原住民社會中所呈現的狀況都與漢人有所差異。
